汪曾祺的传统原来还在

读顾村言的文字，常常让我想起汪曾祺。 我喜欢小东西。人在艺术上往往有偏见，有癖好，我的癖好说直白了，就是觉得小东西比大东西好。在卢浮宫看到久仰的卢本斯那些煌煌大作，不免失望，倒是他那些小画，特别是一些小草图，皆率意之作，让我喜欢极了，竟至不舍移步。1986年在汉堡艺术馆看到克里的《金鱼》，发现这幅画比我想象的小得多，不过一张小学生课桌那么大小，真是喜上心头，当时那种莫名的喜悦，至今还小心地雪藏在心里，新鲜如昨。 我常常想，我对汪曾祺写作的热爱，是不是和自己这种倾心小东西的偏执有关？虽然在《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一文里，我是把汪曾祺写作的意义放在了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这么一个大背景里给予评价，认为不管这位谦虚的老头儿怎么低调，他对现代汉语发展的贡献决不能低估，我们就是给了再高的评价，也绝不过分。但是，每次拿起老头儿的文字捧读，并且每次都有一种温暖的感动在心里油然而生的时候，我常怀疑，我对他的文字的偏爱，或许和这位作家对生活中小东西、小事情的偏爱有关？在《蒲桥集》的自序里，汪曾祺开篇就说；“我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不过我以为写任何形式的文学，都得首先把散文写好。因此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每读这几行字，总有点遗憾，如果我早听见他这想法，一定会向老头儿直言：干吗搂草打兔子啊，写散文才是正经啊。不过，多半这是老头儿自谦，因为在这篇序文第二段的结尾，他又说了这样的意见：“其实，如果一个国家的散文不兴旺，很难说这个国家的文学有了真正的兴旺，散文如同布帛麦菽，是不可须臾离开的。”这话我完全赞同，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静下心回顾近二十年文学发展的时候，汪曾祺这意见就显得格外中肯。近几年，由于报纸副刊和络空间的发达，散文写作突然兴盛，简直可以用“热闹”来形容，但是，每当我在这“深红浅红”里游览搜寻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不满足，老是觉得缺点什么。直到我在一次很意外的巧遇里遇到了顾村言和他的散文，我才一下子明白，那缺憾的感觉从何而来。 我与顾村言相识，非常偶然。那是前年，我和吴亮在论坛上有一场争论，顾村言当时似乎也在那里，就插嘴说了一些意见。他到底说了什么？现在已经全忘记了，但是事后读到他的一篇游记，写的是高邮汪曾祺的故居，言简情痴，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写信给他，问他是否有别的文字可以给我看看？很快，我收到了他的几篇文章，一读之下，不但被深深地吸引，而且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觉得这些文字似曾相识，似乎是我的老朋友，不但是熟人，且是至交。这感觉是从哪儿来的？稍稍一想，我明白了：还是汪曾祺———在这些清丽的文字里我又见到了老头儿的身影，还有他温和的微笑，虽然模模糊糊，可是决不会认错。这个发现让我非常高兴，简直是太高兴了，因为在今天的写作里，原来汪曾祺的传统还活着，不仅活着，而且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一派生机。也许有人会反驳，一个人不能代表一个传统，这话对，但是我相信顾村言不过是个例子，道理很简单，滔滔江水，只取一瓢已经如此，难道非要喝过千瓢万瓢才放心吗？ 到底什么是汪曾祺的传统？这要说起道理来，可说的太多了，因为老头儿不是一个人独自赶路，在他之前，和他同时，前后左右还有很多人，这很多人的写作全和他的写作有密切关系，要是一一讨论，那要写大文章。因此，我想还是不如听听汪曾祺自己怎么说：“看来所有的人写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传统。事情很糟糕，不接受民族传统，简直就写不好一篇散文。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我们自己的散文传统这样深厚，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接受呢？我认为二三十年来散文不发达，原因之一，可能是对于传统重视不够。包括我自己。到我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晚了。老年读书，过目便忘。水过地皮湿，吸入不多，风一吹，就干了。假我十年以学，我的散文也许会写得好一些。”对这一段诚恳的文字，也许有人不以为然，我是完全赞成的。除了传统，也许写好散文还有别的因素，可是汪曾祺这意见恐怕还是最要紧的。(注：本文节选自作者为《人间有味》、《人间优游》所作的序)

（：马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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