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月12日体系

《炸裂志》

阎连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 .09

今年，几位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头”都出了新书，余华以一种嘲弄写作自身多于嘲弄现实的审美姿态去实现自己的审美意图，铸造了《第七天》。苏童过度消费底层劳动人民，没有保持起码的情感冷静和艺术节制，借由艺术的名义迎合某种时代勾起的狂躁和喧杂。《黄雀记》随便就跨个“通过小人物小地方反映一个时代的剧痛”、“家族兴衰”、“卑微的灵魂”等这些力不从心的话，这跟郭敬明用小时代来绑架式代言一代人的青春没什么两样。

因此，10月，阎连科出版新作了，我是非常兴奋，也是非常担心：他的作品一直在用专注而冷静的姿态丈量着现实与虚构的关系，但在这个“读图时代”、“肉身社会”与“消费世界”，这位经历过肉体苦难与精神灾变的老人家还能写出让人看完后带着情绪去冥思的作品吗？

对于阎连科的创作，“荒诞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狂想现实主义”甚至“超现实主义”等评价都屡见不鲜。而他本人则为自己的创作确立了一个新的名词：神实主义。在常熟理工学院的“东吴讲堂”中，他提出：“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 不存在 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地仰仗于灵神（包括民间文化和巫文化）、精神（现实内部关系与人的灵魂）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而他在本月出版的新作《炸裂志》，亦正是对自己所锁定的“主义”的一轮新的实践。因此，说到底，阎连科是表达并肯定了自己对“悖谬”与“变异”的迷恋。

《炸裂志》讲的无非就是耙耧山脉中的炸裂村如何在以惊人的速度由村变乡，乡变县镇，县镇变城市，城市变超级大都市的故事。炸裂是灾难，因为地理位置上的火山地裂天然地致使了炸裂村的贫瘠。炸裂又是狂飙与奇迹，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偏僻村落中，人们确立了他们自己的生财之道与处事法则，经济发展便成炸裂性攀延。然而，炸裂人在炸裂村成为超级大都市后集体陷入炸裂性的癫狂中，炸裂又回归到一种布满黑雾霾的灾难里。《炸裂志》便是这样一部充满悖谬与荒诞色彩的风俗志、沿革志与人物志。

与阎连科以往的作品一样，这部作品依然在践行“在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这一创作原则。文本的内逻辑与读者生活所处的外逻辑是相悖的、错位的甚至对峙的。

《丁庄梦》中的村民以卖血为荣，《黑猪毛白猪毛》中的村民以替领导坐牢为功绩，《受活》中的先天残疾的村民们以各自的绝活来展览痛楚，《日光流年》的村民用卖皮与卖身来书写自己的历史……同样地，《炸裂志》里的内逻辑依然充满着机巧的道德审判：当每户村民的收入都只有几百元时，孔明亮已成万元户，而他成为万元户的方法竟是偷取经过炸裂村的货运火车上的货物。他以万元户的身份成为了村长，便发动村民们沿用他的生财之道。随着火车的提速，偷货时摔死的人也便越多，村长则在村里必经的十字路口为这些摔死的人立烈士碑。后来，人们不再打火车的主义，女的纷纷效仿在外面通过开“娱乐城”提供性服务发了大财的朱颖，男的纷纷到外面的世界抢掠偷窃--只要能够捞到钱，便是为炸裂的经济发展作了贡献。渐渐地，炸裂开满了“第三产业”，以性为筹码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炸裂消费与投资，炸裂也便慢慢地由村变乡，乡变县镇，县镇变城市，城市变超级大都市。这个炸裂市的发展模式或多或少充斥着某种“狂想”或“奇异”色彩，却也非常尖锐地暴露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某种生存境况。这是苦难的悖谬，也是苦难中的人的悖谬。

整部《炸裂志》，从宏观到微观，就是一部充满悖谬的志史。朱颖之父朱庆方被唾液口痰淹死是可笑而荒诞的，孔明亮之父孔东德年过古稀死在妓院也是可笑而荒诞的，朱颖和孔明亮是夫妻，残杀对方的父亲，这又是一层悖谬。朱颖是婊子，并且发动村里的女孩做婊子，村民却因朱颖能为村里拉动经济、发财致富，便为她立碑，这是悖谬。而这一切的悖谬，都可见于孔明亮那场流露出整个炸裂村人的终极价值认同的演讲：

“洗脚屋、理发店、娱乐城，她（朱颖）要在耙耧建成娱乐一条街。让那些有钱人都拥到炸裂来花钱。让他们口袋里装满真金白银来，空空荡荡一口袋空气回家去。让我们炸裂今年是把耙耧山脉的一个村，三年二年就是一个镇，再过几年就是一个城--连女人、姑娘都这样爱着炸裂了，为炸裂的富裕豪华不惜身子、名誉、死活了，那我们男人们咋样呢？”

也正因如此，阎连科自己才会说道：“ 道德伦丧 、 价值观混乱 、 之所以人还为人的底线 ，这些带有对今天社会生活和人生准则抱怨的文化叹息。”我本人是非常欣赏这种内逻辑与外逻辑的错位与对峙。诚如他本人所言，而今人们已经不太愿意多谈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定义、关系与区别等。或许争论到最后，每一个作家的每一部作品都总能像没人认领的灾后儿童一样找到一两个甚至几个意义归属：你说莫言的《生死疲劳》是魔幻现实主义么，有道理，讲的是六道轮回，但它却毫无疑问是土改时期的世相风俗画；你说苏童的《米》是现实主义么，但主角五龙的精神邪癖和米的意象营造又使得它脱离以往的现实主义作品轨道……因此，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无需自我设限，可以尽可能地发挥想象力，去叩问现实，去质问现实，去包装现实--小说说到底是关于现实的谎言，人们赋予其美名曰“虚构”。而这谎言却不是日常生活的谎言，它的任务不是去规避真相的追问，不是去逃脱道德的审判，也不是绕过秩序的重塑，而是通过用来区别作家所认知的现实与公众视野下的现实，凭借作家的情绪与责任去过滤斑驳纷繁的现实。“一切文学，都源于写作者的生存现实”，这是他自己说的，也说对了。

阎连科在“东吴讲堂”的演讲，可以说为他之前作品的思想核心作了明确的总结，也为此后的作品包括这部新作《炸裂志》的价值取向作了坚定的宣读。然而，细细体味《炸裂志》，它还是呈现出跟阎连科以往作品不一样的艺术姿态：

首先，阎连科的语言开始轻盈，跟他以往厚重而冗长的语言有比较明显的改变。阎连科曾说过：“面对我故乡那块土地，我知道在我的小说中，我表现了太多的怨恨和嘲弄--这种怨恨和嘲弄，不是鲁迅笔下尖锐的批判，明确地就是怨和恨。是那种有些旁观的冷笑，而不是我们说的无奈的苦笑。认为自己的小说中缺少了托尔斯泰般的胸怀和博爱。”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阎连科语言的轻盈化，或者说“去厚重化”，或多或少是对他所说的“怨恨和嘲弄”的一种突围和消解。因为，以往主题的沉重、故事的沉重、人物命运的沉重再加上语言的厚重，确确实实营造出《日光流年》、《受活》和《丁庄梦》这类让人绝望与叹息的灾难书写。或许，阎连科习惯了长期以来厚重的语言，这次《炸裂志》的语言变得轻盈后，使我感到他过往那种爆发性和挖掘性被削弱了，以至于在叙事表达的过程中，因为这种轻盈造成的松散而导致节奏略显拖沓，这份拖沓尤其是在朱颖与孔明亮的“对手戏”上。二人斗得惨淡，也斗得俗套，让人一开始便把结局猜到个大概--而这也延伸到我要说的第二点上：伏笔与象征的刻意。

伏笔与象征的刻意，仿佛是苏童《黄雀记》和阎连科《炸裂志》都无法挣脱的创作樊笼。朱颖的离开和朱颖的归来，朱颖的立碑与明亮的妥协，在变得轻盈的语言下都显得过于刻意，就好比作者成了一个魔术师，做了一系列华丽的假动作，但观众一看就猜到假动作结束后魔术师要变出的是什么，或者要在哪里变出东西来。我们不否认描摹要细腻可感，表达要精准到位，但艺术上的留白也是必不可少的--不管是情节上还是语言上。《炸裂志》里象征的刻意，或者说事物意指的用力过度，应该是很多读者都能感受到的一点。诸如村民们都共同发的一个梦、停止运行的钟表、明辉那“预知未来”的本子……这些物象象征，在阎连科的出发点来看，是神实主义里由“神”往“实”的途径，是虚构与真实的奏鸣。这到底也没错，因为马尔克斯也这么做过，卡尔维诺这么做过，纳博科夫也这么做过。但阎连科在这部作品中还是把象征营构得太刻意，或者说太突兀太直接。

但话说回来，艺术是需要宽容度和可塑性的，对作者来说是这样，对读者而言亦如是。我们何不将《炸裂志》看作是阎连科的转型期作品，是他在怨恨嘲弄与博爱怜悯的迷思中陷入迷思后的艺术映射。

无论如何，在今年所期待的三部作品中，《炸裂志》是比《第七天》、《黄雀记》更具有艺术高度的作品。它没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等作品那般使人在读完后承受一种带有历史感的负重以及获得对生命本身的重新审视，也不会像《风雅颂》这类作品那样如此直接地跟现实进行媾和。它反而更像是阎连科早年的短篇《黑猪毛白猪毛》的演化版和放大版。用一段他自己讲过的话来结束本文吧：

中国是从一个乌托邦中醒来，又走进了另外一个乌托邦。从共产主义乌托邦中退出来，又一步跳进了“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跳进了一个新的乌托邦……我的语言、结构、叙述、故事、人物、形式等，包括我对现实的认识和写作态度、写作立场及文学的表达与追求，其实也就是一句话：“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书写。

（编辑：李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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