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7月25日下午

  7月25日下午，台湾作家蓝博洲作为香港书展的演讲嘉宾，以《追寻的道路——我的台湾民众史的采访与写作》作了演讲。在演讲的前一天他轮番接受媒体的访问。在采访地点的选择上，蓝博洲就表现出自己的非主流和另类，他是这次演讲嘉宾中唯一一个在露天接受采访的，他说不抽烟没法说话。在 2度的高温下，蓝博洲开讲自己的写作之路和一直以来的坚守。

  在台湾，很多人熟悉和喜欢蓝博洲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侯孝贤对他的推崇。他是侯导眼中的“先驱”。早年他发表在《人间》杂志的《美好的世纪》和《幌马车之歌》赢得了侯导的这一美誉。尤其是《幌马车之歌》两度被侯孝贤搬上银幕，一次在《悲情城市》，一次是《好男好女》。而《幌马车之歌》也成了蓝博洲最著名的后缀。

  很多人把他当作报道（告）文学作家

  蓝博洲虽然出道获奖的作品是小说，去年又刚出版了40万字的长篇小说《藤缠树》，但更多的人还是把他当作报道文学作家。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他几乎从来没有停止对报道文学的写作。甚至小说《藤缠树》也是他在报道文学资料搜集基础上加工调配而成。

  作为台湾资深报道文学作家，报道文学在台湾的生存环境如何呢？蓝博洲说，基本上是爹不疼娘不爱，绝对是非主流。在台湾早期做调查文学，困难是没有太多的文字资料，档案没有开放，找资料需要亲力亲为，后来档案开放了，也不能依赖，因为档案中不少东西不可信。还得靠自己。蓝博洲的履历中有当过记者的记录，但蓝博洲说，先后在两家报社加起来呆过几个月，因为不合适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还是离开了，他一直坚持自由写作、独立写作。每年都出书，都是台湾重要的出版社，但是他自嘲说，自己的书就是唐诺这次讲座中提到的两千本以下。台湾图书出版一般都是首印两千册，他说，除了早期的有两本卖得不错，自己经常是那种二千本卖不完的，所以单纯靠版税无法生存，还得靠稿费、讲课才可以。年过半百的他回首往事，想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还要不要继续走下去？能不能继续走下去？

  拨开历史迷雾，发掘事实真相

  蓝博洲大学期间担任文学社社长时，请杨逵和陈映真来学校讲座，也读了他们的作品，初步探触到因为政治禁忌长久以来笼罩在重重迷雾中的台湾近现代史。他开始系统地阅读台湾近现代历史，试图拨开笼罩在心头的迷雾，然而雾实在太浓太重了，一时根本找不到进入的缺口。这以后他寄情文学，创作了几篇小说。

  进入《人间》杂志后，他接到的第一桩差事就是二二八事件的田野调查与写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朋友从部队带出来的《二二八真相》的小册子，忽然间，他找到了进入历史真相的线索。这件事对他最大的启发就是：我认识到，民众史调查的重点是要如何找到进入历史现场的线索，只要线索找到了，尽管历史的迷雾再浓、再厚，依然可以循线走进去的。[NextPage]

  1987年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写“二二八事件”的报道文学；接着发表了报道文学《美好的世纪——寻找战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迹》，讲述上世纪50年代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台共地下党领导人郭琇琮的事迹。从此，蓝博洲才真正走入长期被湮灭的从“二二八”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台湾民众史的现场。全力挖掘被湮灭的台湾人和台湾史从此成了蓝博洲确立的人生目标。

  《沉尸、流亡、二二八》、《幌马车之歌》、《日据时期台湾的学生运动，191 -1945年》、《白色恐怖》、都是揭露台湾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在他的报道文学名单上还有：《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人间正道是沧桑》、《天未亮》，以及《麦浪歌咏队》、《台湾好女人》、《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

  那些被掩盖被遮挡被歪曲被修改的历史，在他一点一滴的发掘中，渐渐露出了真容。

  在他看来，台湾问题最敏感的是身份认同，台湾人好像从来没有了解过真正的历史，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历史不是片面的，就是表面被夸大，掩盖了本质。他觉得自己做报道文学的意义就在这里。他说，我碰到了历史，让我自觉承担起了责任，一个纪录写作被湮灭的历史。台湾年轻人只有了解真正的台湾历史，才不会被轻易蒙骗。

  显然他已经习惯了在主流之外的旁径上独自行走，这条路注定是孤独的，但他觉得自己很清楚自己的历史地位，不会愤世嫉俗，因为有自我认定，所以甘之如饴。更何况他认为主流也会过气，他也希望自己在台湾文化界能走出一条不同的路来，而且越走越宽。

  天堑变通途是蓝博洲的理想，也是喜爱他的读者的愿望。 

  （编辑：郭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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