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高低不平的诗歌之路

(一)故乡：诗的启蒙

19 7年 七七事变 爆发以后，我刚5岁，父亲从他任职的山东高苑县城带领我们从日寇的铁蹄下化妆逃回了济阳县白杨店老家。在那里度过了八年抗战的岁月。日本鬼子的扫荡，八路军的游击战以及水、旱、蝗灾都亲身经历过，苦难而又丰富的童年，化作了我一生的精神财富。

光明奶奶，爱吃韭菜；韭菜不烂，爱吃鸡蛋。 这首童谣，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算是我接触到的第一首诗了。它的明快简练的短句，它的通俗朴实的语言，它的拟人化的手法，它的押韵和转韵，它的跳荡的想象，在我幼小的心灵上产生了魅力，播下了诗美的种子。

我的母亲李孝娴是一位清末秀才的女儿，念过几年书，能背诵《唐诗三百首》里的许多诗。她常常一边做针线，一边吟诵。我伏在炕沿上静静地听着，不懂的地方就请她讲解。古典诗歌的音乐性和深远的意境使我着迷。

我的父亲高恩传(字惠卿)，是普通农民的儿子，靠了岳父的资助上了大学，是当时济阳全县仅有的两个大学生之一。他是学法律的，但也喜欢文学，能背诵一些古典诗文和胡适之、徐志摩的新诗。在家乡沦陷期间，他一面教小学，一面务农。作为一个当过 官儿 的大学毕业生，算是过着隐居生活了。烦闷的时候，就倒背着手，在屋里踱步吟诵诗文。他最爱吟诵的是诸葛亮的《出师表》，我静静地听着他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的悲壮声调，得到了长歌当哭的感受和声情并茂、以情带声的启迪。

每到冬闲时间，村里就来个说唱西河大鼓的艺人.晚饭一过，男女老幼围在街上，连续几天听他说书。我总是第一个坐在靠他最近的地方，最后一个回家，从头至尾神情专注地听着。一盏油灯摇曳着，一把三弦回响着，和着农民的赞叹声。这种诗的叙事扩大了我的诗的视野。

日伪军的扫荡，使另一种诗又出现了，这是一种强烈地打动人心的现实的诗，那就是民间的抗日歌曲。我们钻在高粱秫秸后面躲避敌人，一边听表姐悄声唱 左手拿着个瓢哇，右手把婴儿抱，举家逃难就把那饭来要 家住山东省啊，本是那阳信城 随着鬼子的枪声，耳边也常响起八路军来教唱的歌曲： 老乡们，老乡们，大家要想把命保，快快参加八路军! 这期间，我九岁那年也写了四句怒斥日伪军残害人民的诗，虽然大体上像七古，实际上只能算作大鼓词或顺口溜，算是我写的第一首诗吧。不料，我父亲大加赞扬。还有人誉我为 神童 。

我们村的白杨店小学是我父亲腾出自家的宅院创办的，他只教音乐，聘请的教员中有落第秀才，书法家和两位高中毕业生。白天学的是教科书，晚上教的是四书五经。这是个学堂加私塾的双料学校，六年小学等于上了12年，给我打下了扎实的语文基础。

在小学国文课本上，我读到了新诗，记得是胡适之和周作人的。我开始试着写起新诗来。有一首，被父亲寄给山东大学中文系教师刘泮溪(他是我的姐夫)去求教。记得诗中有 夜莺在歌唱 的句子，刘泮溪在原稿上作了一句引而不发的眉批： 你见过夜莺吗? 我看着寄回的诗稿，琢磨着这句批语的含意，感到十分羞愧。是的，我哪里见过什么夜莺?更没听见过它的歌唱。我为什么写它呢?我自愧，自责，这是一种模仿，也是一种无病呻吟。(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了这件事，诗人苗得雨看到以后，引发了他的雅趣，还专门写了考证中国到底有没有夜莺的文章，也算是诗坛佳话)这是我在起步学习写诗时，受到的第一次软批评。我始终未忘。它使我牢记着：写诗以模仿别人为耻，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

小学毕业以后，我未能升入初中。那时的济阳县城有没有中学我不知道，即使有，父母也不会让我去上的，因为它在东面20里的黄河边，还驻有日本军队。在我村西面八里地的垛石桥镇上有个规模很大的小学，我父亲也是创办者与教员之一。学校为了不让本地区小学毕业的孩子们荒废学业，设立了两个初中补习班，教的完全是初中的课程。父亲把我送到那里，寄宿在亲戚家中。这个学校敢于抵制沦陷区日伪的规定，一律不设日语课程。直到不久以前，我才在络上查到，校长高厚斋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被敌人杀害了。我记得他爱拉京胡，多次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让我唱京剧。上有一篇题为《抗战时期的垛石桥学校》的文字中写道： 日寇 疯狂地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时刻，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高厚斋、高惠卿、常渭泉、郭登五、范俊青、洪仞仟、赵寿山等人，他们不愿做日寇的奴隶，更不甘心去当汉奸，为非作歹，做对不起祖国的事，他们审时度势，创办了垛石桥区立小学校，由高厚斋任校长，高惠卿、常渭泉任校董，其他人任教师。

我们班的国文老师就是文中提到的郭登五，他是我父亲之外的另一个县里的大学毕业生。从他编发的讲义中我懂得并喜爱了宋词，至今我还记得那带着油墨味的讲义上苏轼的《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在我从诗歌道路上起步的年月，郭老师也是我的助推者之一。

日本投降以后，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移居到了济南。我上了山东省立济南中学(现在叫济南一中)。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我的国文老师弓健行。他身着长衫，潇洒文静，不苟言笑。每次作文课他在黑板上写下作文题后，并不多作说明，全由你自去领会，自去构思，自去发挥。我也心领神会，变着形式去完成他出的题目。有时用散文写，有时用文言文写，有时就写成一首诗。弓老师不但一概认可，而且篇中加圈加点，篇末写有批语。我成了他最喜欢的学生。我永远记得在我离校前的最后一篇作文后面，他写下了临别赠言式的长长的批语，其中有两句这样的结论： 以你的文学天资，将来在文学上定有成就。 当时，我才14岁，还没有发表过作品，也没有做过诗人作家梦。弓老师的肯定口吻给了我鼓励和信心。他的这个断言无异于给我下了一道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命令，坚定了我对文学的执著追求。

我喜欢属于形象范畴的东西，因为它给人以丰富的灵活的想象空间，所以在学校的各门功课中，我的语文、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美术成绩都很好；我不喜欢属于逻辑范畴、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所以物理、化学(当时无任何实验设备)、数学(我觉得全是枯燥公式)成绩就很差。在从初二升入初三的期末考试中，我因数理化三门主课不及格而被留级了。

我的父亲原本是希望我攻读理工科的，他为我设计的未来是当一名工程师。一来他有科学救国的思想，二来他认为在中国做文人不稀罕，要受穷，还会遭到 文字狱 。但是我的气质不是那个料，与他的期望背道而驰了。他只好放弃了将来让我上大学的预想，让我去考了济南师范。考试时，由于数学交了白卷，拉低了平均分数，张榜时被列在了备取生中。有些人考上了不来报到，就把我补进去了。

住进济南师范以后，虽然集体宿舍中是十几个人睡在地板上，臭虫多得可以掀起枕头一抓一把，我竟然诗性大发、文思泉涌起来，我常常在夜间的微光中写诗，有时一天能写一二十首。但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并不是诗，而是一篇题为《秋夜》的抒情散文。那是1947年的秋天，我将它寄给了本市的《华光》，不久就被刊登了。我恨不得立刻见到那张报纸。学校在城里的院西大街，而报社在城外(那时叫商埠)，相距较远。我于是借了同学的自行车，去报社取报。那天刚下过一场不小的雨，西行到普利门外，马路十分泥泞，车辆被胶泥糊住以后，根本不能转动，兴奋的心情驱使我用肩扛着车子奋力前行。报纸拿回来了。我看到自己的手稿变成了铅字，简直是黄土变成了黄金的感觉。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像母亲对自己的婴儿一样百看不厌。睡下以后，还把它放在枕边，醒来了，还要抓起来看看。它篇幅不长，具体内容早已忘却，只记得最后一句是 只有我一个人在等待着黎明。

《华光》的总叫薛健之，他有何政治背景，命运结局如何，我至今一无所知。我对他印象很好，不只是因为他签发了我的第一篇作品，更由于他的一次表现。有一天，我正走在马路上，见他坐着他个人专用的洋车(上海叫黄包车，天津叫胶皮)迎面而来，他立刻命令车夫停车，走下来和我握手，鼓励我多写，并且伸手为我扣上了一个上衣的纽扣。我那时仅是一个15岁的学生，他的 礼幼下士 的作风，他的亲切的目光和柔情的话语，使我非常感动，并且长久不忘。这个人，这件事，一直影响着我对文学青年的态度。

一个诗人、作家，无论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也应当具有园丁精神，要诚恳地、热情地对待和扶持后来者，特别要帮助那些确有才华者发表他们的处女作，因为这往往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受到发表作品的鼓舞，我更加勤奋地写作，一面不停地向报刊投稿，一面积极参加校内的文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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