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文学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文艺报刘金祥 文学作品应该美文化，这美文之 美 就是指《诗经》以降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在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流注和诗意表达，换言之，就是倡导文学作品文质俱臻，将优秀的主题装点上优雅的技巧外衣。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当前的一些文学作品虽偶得美文之形，但从根本上距离 没有刻意雕琢与修饰痕迹 的美文之实尚有距离，毕竟在文质俱佳的小说中蕴藉着一份敏感细腻的情思，含纳着一份渊穆澄澈的思考。文学创作最重 品性 ，而 品性 的直接体现就是语言，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 此其谓也。凡词语在完成表意任务后，都有一个品位的比较，倘若某一作家的作品语言浸淫着传统文化的沉实与厚重，其 品位 就比较纯正雅致，就不仅是一具代码符号的枯树，而是一片景致诱人的丛林。衔华佩实的文学精品，无不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提供着诱人的景致，让读者驻足凝眸，屏神咀嚼，体味作品传递出的神气与精魂。近年来我国文学创作保持着亢奋勃发的强锐之势，很多文学作品在文坛内外反响强烈，一些作家的作品已经为世界文坛接纳和认同。但相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挺秀繁茂的创作景象而言，当今小说创作仍呈枯萎黯淡之势，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代作家传统文学底蕴的孱弱和现代化意识的淡漠。

我们知道，农业文明是中国社会演进的文化母体，中国文学是在农业文明滋润下发育成长起来的，因此与农业文化相关的写作从来都是中国文学的传统，甚至这种传统时至今日仍为许多作家所秉持和承继。农业社会对于中国作家而言，不仅是一个硕大的形态体量，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存在，当代作家不能也无法切断与农业社会内在的精神链接。201 年韩少功的《日夜书》、贾平凹的《带灯》、乔叶的《认罪书》和苏童的《黄雀记》等长篇小说之所以轰动文坛，是因为这些作品尽管把彰显现代人的价值追求作为旨归，但其叙述的坚实基础仍然是中国乡土文明。于这些优秀作家而言，其创作的思想意蕴已切入现代化的肌理，而素材仍取自农业社会，换言之，他们从中国农业社会中提取叙述材料，借以表达引领社会发展的时代观念，从而在艺术效果上实现对题材本身的超越。

而作为一种特定历史范畴的现代化，是指人们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对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体制机制、法制规范和社会结构等进行全方位调整完善甚至重塑再造。面对现代化这一历史性课题和战略性任务，作为先进文化建构者和传播者的当代作家理应率先在意识和行为上与现代化进行对接。近年来尽管当代文学创作取得不菲业绩，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力量，但在现代化大潮面前仍然有些局促茫然、步履迟缓。早在20世纪90年代，批评家们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未来就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期待，认为当代中国作家经过现代化思潮的启蒙和洗礼会更加成熟与理性，能够创作出与世界文学全面接轨的精品力作；更有一些人认为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中国应该像拉美一些国家一样在这一阶段孕育培植出一批誉满全球的优秀作品。而客观事实却让批评家们的推断和预测大打折扣。在21世纪已经过去的14年时间里，当代文学创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进步着，同时也失落着。进步产生于文学话语的日趋自由和人性的不断解放，而失落也出自同一个原因。文学话语的自由造就了创作和阅读的多元化格局，而人性的解放则使阅读群体更加趋向感官，致使传统文学价值逐步发生动摇和断裂。

现代化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引领和助推，市场经济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路径。当年发出文学繁盛勃兴豪言壮语的批评家们，可能过于简单地理解了市场经济的内涵和特质，以为市场经济仅仅是一股可以冲决一切传统生活戒律的洪流，而作家却可以是作壁上观的世外贤明。如今问题早已清晰和明朗，作为个体的作家只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分子，在世事纷扰、乱象频仍之中，他们与普通大众的区别充其量是还能够发出微弱的理性声音。换言之，对于当今社会生活所发生的一切，仅仅用市场经济四个字是远远概括不出和抽象不了的。市场经济这四个字所蕴涵的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方式，它在现代化过程中一旦全面发酵，将发生人们所预想不到的文化、精神、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重大变化，用更为科学的标准来检测和衡量，这些变化都是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和重要维度，用现代化的这些维度审视当代作家群体的精神状貌和心理状态，不难发现中国当代作家时代观念的严重缺失和人文意识的极度匮乏。现代化以人文精神作为引擎和旗帜，它所终结的不仅仅是农业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更要从根本上毁弃这种社会形态下僵滞的心理定势和保守的思维模式。因此，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作家，要从文化身份上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就意味着在精神上实现凤凰涅槃、再造自我。作家莫言可以说是完整地体现出现代化过程对一个作家精神迁徙产生影响的典型例证。作为一个叙述中国乡土文化的大家，莫言关于山东高密农村历史题材的小说尽管充溢着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深挚情感，但他的创作取向与人文精神契合，艺术手法与世界文坛牵手，莫言的审美眼光既恒定又弗居，其文学创作既深植中国农业文明的厚土，又锲入当代世界文化的骨殖，所以其作品得到中西方的共同认可。

中国传统的文学理想和许多作家的政治理想是并行不悖的，这个理想也是以乡土文明为依托和根基的。而现代化正在使当代中国作家承受政治理想的变异，这种变异就是必须正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穷和富贵的问题。伴随乌托邦的消解和破灭，贫困和富有的问题成为当代作家精神世界中最大的困扰，这就意味着一个作家必须寻找新的文学情感作为支撑。在以往的文学精神里，传达平等是作家的神圣职责，但是当作家们把物质上的平等和精神乌托邦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发现自己早已丧失了表达话语的权利，处于非常尴尬和窘迫的境地。梁晓声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一位著名作家，他在一部题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随笔集中，以贫困和享受的程度来划分社会阶层，在此后许多作品里，他也把社会许多恶的现象归结为这种差异的出现，字里行间随处可见一种心理不平衡，梁晓声的这种心理不平衡是当代中国作家群体中比较普遍的心态。梁晓声被称为平民作家，如果这个称号是针对他以平民为写作对象而设的话倒是很令人尊敬，但如果是表明一种社会态度，尤其是平均主义思想的话，那倒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只有超越这些特定历史阶段的中国式问题，彰显出对人的价值的终极关怀和现代文明的不懈追求，才会葆有前景和出路。

现代化是一个对于传统文化破坏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再造的过程，因此对于母语的文化浸淫变得至关重要。中国现代化过程是渐进的，对外开放过程亦如此。当西方文学思想伴随文化交流的扩大而频繁进入国人视野时，最先接触到的学界精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因此模仿西方的先锋文学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大奇观。在短短 0多年时间里，欧美20世纪发生的所有文学现象都在中国文坛上重新演习一遍。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交流不再是学界精英们的专利， 先锋 谜底自然也就被广大读者破译知晓了，若干年后不知道文学史家们该如何解读和评价这种现象？因为许多先锋作家的先锋作品都死在了时间的河床上，他们的作品并没有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专供儿孙们阅读的。在当今中国作家群体里，余华虽然出自先锋群落，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包括去年有些争议的《第七天》，这些作品标志着余华现在已经卓然于先锋群体之上。我在对一些真正的先锋作家表达敬意时，顺便加上一句忠告：中国当代作家无论从事什么样式的写作，既要对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不离不弃，又要接受和恪守现代化的观念和规则。

中国文学故事要以中国文学方式来讲述，方式不仅仅是一种介入事件和情感的方法，方式里凝结着民族的精神气质、审美趣味、文化观念等民族特有的一切。现代化解构了传统的讲述方式，而新的言说方式正在建立，这是任何一位当代中国作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孕产妇骨质疏松

怎么测骨质疏松

怎么解决骨质疏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