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坐在北方的春天看海散文

杨遥是一个对小说心存抱负与野心的人，他用一支笔从雁门关脚下的乡村写到有晋北锁钥之称的忻州，又用一支笔从偏僻狭小的忻州写到全国各地。近几年，翻开全国各大期刊杂志，可以频繁地看到杨遥的名字。尤其是2009年，他成为了山西省的第二届签约作家，短篇小说集《二弟的碉堡》入选了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重点扶持的《21世纪文学之星》。

2010年，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这些成绩的取得对于一个身居基层业余写作的青年非常不容易，而且他不善言谈，更不是社会活动家。

一、北京的阳光穿透我的心

2009年初，北京的一次聚会上我认识了杨遥。那是左岸文化组织的一次文学聚会。左岸文化由李云雷、盘索、徐则臣主持，是全国最著名的文化站之一，会员基本上是全国非常优秀的小说作者、诗人、散文家。杨遥是左岸文化小说版的版主之一。我对杨遥留下好印象一是他的小说写得非常好。一个小说作者说另一个小说作者的小说好，如果是发自内心，那是对一个小说家的最高礼赞。因为，这是识货者对“货物”的赞扬。二是他给我的小说作过点评。杨遥读懂了我的这个小说，对这个小说准确理解后进行的真诚点评。

多少，杨遥有些出乎我的意外。在我的想象中，他应该是高大的，偏瘦。可是，他既不高大，也不瘦，头发稀少，大奔头，戴眼镜，皮肤嫩白，酒后发红光，说话细声细声的。场面上很闹，大家都很兴奋，喝酒，聊文学，不亦乐乎。酒席快散时，盘索喊我说：“国祥，国祥，你过来一下！”我就举着酒杯过去了，我举举酒杯说：“怎么着，还能再战？”盘索说：“不是，杨遥在问我，丁国祥来了吗？你俩认识一下！”我放声大笑说：“杨遥，我俩不是一开始就相互通报姓名，并且重重地握过手了吗！”杨遥忽然就不好意思起来，站起来说：“是嘛？人太多，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是刚才忽然想起来有个丁国祥要见面的，怎么还没出现。”说话还是细声细语的。

第二次与杨遥见面是2009年8月中旬了，还是左岸文化组织的聚会。这次，我与杨遥已是相当熟悉了。凌晨三点去北京站接他，在北京站的夜色中，杨遥穿着白色的T恤衫，平静、儒雅地举着手向我挥着。在车上，杨遥说：“北京的夜色真美！”

如果你读过杨遥的小说《北京的阳光穿透我的心》（《山西文学》2001年12期），你就会对他的这句感叹有另一向度的体味——大一那年的暑假，他来北京打工，无功而返。他在小说里写到刚刚接触的北京，“夜北京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女，风情万种地展示着自己的风采”。离开北京时却写道，“北京的夜，打工者！”在北京，他为了“渴望飞翔的人总是要寻找翅膀的，但这翅膀是阅历、能力、知识，而不仅仅是朋友的帮助！”他离开北京不是因为在北京呆不下去了，除了朋友的帮助，还有自己闯下的“事业”，然而，这一切与他的文学无关，所以，他决定离开。然而，北京的阳光真的是穿透了他的心，北京并没有离他远去，几年之后，他来鲁院学习，参加左岸文化这样的活动，杨遥仍然能感受北京的阳光。特别是在鲁院短短的几天，结识了诗人红狐，后来结成伉俪，这难道不是最明媚的阳光嘛，最动人心弦的穿透吗？听着流浪者的歌声“阳光照耀我的破衣裳”离开北京，杨遥转身的背影给我们留下的是坚强的意志——为了文学，我选择离开。

二、在A城我能干什么

在A城我能干什么？这是杨遥一次又一次对自己生存困境的追问。

我把杨遥的生活归纳为二个词：曲折，传奇！

1998年，离杨遥的大学生活结束还有几个月，父亲身患重病住进了太原一家医院。院方发了好几次病危通知书，劝他们放弃“徒劳”的希望。换了一家医院，病还是不见好。为治父亲的病，已经花去了几万块钱，都是借的债。杨遥那时看着父亲，回想几个月来在父亲病床前的日日夜夜，真是欲哭无泪。正巧有家医院生产出了一种新药，正在临床试验阶段，药物的主要成份是一种剧毒物，医生问他敢不敢试？万般无奈下，杨遥孤注一掷。谢天谢天，药物很管用，十多年过去了，父亲仍然跟他们在一起，而且身体健朗。

大学毕业后，在一位老师的帮助下，他去了镇教办工作，这工作让杨遥几近绝望——工资只有28 块。相比于五万多块钱的债务，那就是绝望，而且他不喜欢乡镇那种每天吃吃喝喝的生活。半年之后，另一位老师介绍他到高速公路管理处。这儿工资较高。然而，关系调不过去，而且这里上班的同事大多是有背景的。这让他敏感与自尊的心灵感受到了强烈的压抑，他渴望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正巧团中央有个中国青年志愿者活动，在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区植树，保护北京、天津的母亲河，这是团中央号召的第一个环保方面的志愿者活动，他去了。

活动结束时，还作为全国志愿者代表讲了话，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但是活动结束后面对未来，他一片茫然。不久，一个关系很要好的同学让他去河南，说是有很好的工作，去了才知道这是一个传销组织，费尽周折才得以脱身。回到原单位，被安排到一个小学去教书，学校太小了，三个老师，五十多个学生。但是这段经历，杨遥倒很是心慰，他说当老师感觉踏实，做的事情是对社会真正有点用的。就在这教书期间，他开始写小说，当时他没有意识到，文学已经开始为他开启富丽堂皇的大门。2007年《人民文学》 期发表的《闪亮的铁轨》，就是以这儿为背景写的。就在这一年暑假，杨遥上了鲁院的短期培训班，认识了诗人红狐，他同样没有意识到，爱情也已经徐徐地为他撩开了玫瑰红的窗帘。

然而，生活的磨难远没有结束。2001年，杨遥的母亲又身患绝症——食道癌。在医院治疗实在没有希望，也实在没有钱了，杨遥把母亲接回了家。去县城一家门诊化疗，碰到一个高中同学。同学已经结婚生子，工作不错，孩子感冒了，和妻子领着孩子去输液。同样一家门诊，同学一家人热热闹闹给孩子看病，而自己领着母亲化疗，几近绝望。最终母亲于2002年离开了他们。当时，杨遥想起自己大学毕业四年了，不仅一事无成，而且为双亲治病欠下了近十万元的债务，几乎要崩溃了。

母亲去世后，家里留下三个光棍。杨遥和弟弟已都是大龄青年了，按他们当地的风俗，老大不结婚，小的也不能结婚。家里一塌糊涂，一说话大家就冒火，几乎天天吵架。

一定要结婚了！杨遥像对自己念诅咒。

200 年正月，红狐给他打，杨遥劈头就对她说，你愿意嫁给我吗，如果愿意你们来这儿看看，如果不愿意，那就不要再联系了。红狐过几天打来说，让他去她河北家看看，说父母想见见他。

去见红狐时，杨遥带上了家里仅有的800块钱。父亲并不同意杨遥去见红狐，不是在乎这点钱，对于一个穷人来说，如果最后的家产能换来一个希望，那会毫不迟疑地去尝试，父亲是觉得太玄乎了，没有希望。那时天气还冷，杨遥穿着一件薄棉衣，红狐家的炉子温度很低，他嗦嗦发抖。而且从石家庄车站买的一些糕点礼品打开都是坏的。呆了两天，他回家后，接到红狐的，说她与父母想去他家看看。一个大雪天，红狐和她的父亲来了。杨遥的几个老师和文友陪着吃饭。看完了，他们决定“五一”结婚。快到“五一”婚期，杨遥去向单位请假，却被告知因为非典，人员不能外出，单位担不起这个，不批准。杨遥当时非常恼火，好不容易要结婚了，还不能。如果非典永远不束，我就永远不结婚了吗？非典没有永远漫延，一个小说家顺利地迎娶了他的缪斯。

跟红狐结婚是200 年非典过后的一个大雷雨天。红狐是一个有助夫运的诗人，她来到杨遥身边，是上天对一位小说家久经考验后洒下的阳光，她穿透了杨遥阴霾不散的生活，当然也穿透了他的心灵。尽管工作还是一波三折，却是一步一步走向温暖。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内蒙古作协副主席冯苓植先生回家乡代县，向当时的代县县长王书东推荐杨遥，王县长爱惜人才，马上同意。把他安排进了县政府办，把红狐从河北调到了山西。杨遥与红狐的婚事奇遇一时在代县与山西文坛传为佳话。

《在A城我能干什么？》（《黄河》2006年2期）——A城是个什么样的城？难道是杨遥心中的迷城？就像卡夫卡的K城！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杨遥心中的迷城，他自己也还不知道如何去穿越，什么时候能穿越。那是一个虚我的杨遥，属于他的小说。唯一知道的，是他已经在穿越。两年半前，杨遥借到了忻州市委宣传部，领导一样爱惜人才，生活中的阳光渐渐多起来。

三、奔跑在世界之外

杨遥为什么写作？我没有向杨遥提问过这个问题，我向他的小说去寻求答案！

斯蒂芬·金在《写作这回事》里描述说，作家是成长的，资质就是原装原配的生活。是不是可以说，作家是无法逃离自己的？系统地阅读杨遥的小说后，我被杨遥的真实与真诚所震惊，他已经脱光了身上的所有伪装，甚至是，他解剖了自己每一寸血肉。杨遥没有逃离，紧贴着自己的生活与心灵在写作。

杨遥的人物在反抗，《在六里铺》徐强受到同学高伟的威胁，他高中时就受到过高伟的威胁，在朋友姚强的帮助下教训了他，现在高伟逐一找他们报复了。大学毕业后徐强分到镇里工作，有一次与包片领导一起下乡，被强行劝酒后又遇到高伟找他报复，他终于忍无可忍后作了不计后果的反抗。去屠宰场卖猪后的唐强（《唐强的仇人》《当代》2010年1期）到理发店时遇到黑社会头目王二，惨遭毒打，回家时发现有人来偷他的钱，黑暗中用力一锹打死了窃贼。想想反正要死了，就下决心要杀了王二，不想被王二出门的排场吓倒。后来发现窃贼并没有被他打死，就诡秘地与好朋友一起去城里贴悬赏打王二的广告。小说写到唐强发现窃贼没死后，唐强庆幸自己没有杀死窃贼，感到从没有过的幸福。小说的最后写到了他们在饭店吃饭时看到店老板的脸上的疤，这个疤也是王二揍的。杨遥非常准确地描绘了三个弱势者的无力反抗。

《谯楼下》成七的反抗更是绝望。成七因为对生活的绝望把刀子 红鼻子的胸脯，他知道这样的反抗毫无意义却生死攸关。“红鼻子‘唰’地一刀砍过来，成七那些不安的夜晚永远消失了。”《当我的诅咒应验的时候》的“我”，“无耻”到去胁奸“仇人”的相好与他的女儿，小说描写了一种极端的反抗：一个长期被压制的心灵，最终于无耻中去寻找快乐，不择手段，道德坠落。几乎是，读杨遥的每一个小说，里面的人物都在反抗，这些反抗涉及到爱情、工作、自尊，或者说，它涉及到生活中的所有一切。然而，这些反抗的背后，杨遥都在给它们在寻求解脱。

《当我的诅咒应验的时候》里的“我”只是发了个咒。一个咒当然没有力量，而是生活里的人本身的业报在施展威力。李小丽是因为怕“我”说出她与莫飞的关系，用肉体来封“我”的嘴，而莫飞的死完全可能是因为他“大吃二喝贪污好色，“我”要做是的“我想我会好好照顾他的女儿莫雅。”杨遥还认为解脱是一个无解，解脱总是被解脱对象的不同愿望所绑缚。《在A城我能做什么》我为了寻求解脱而辞去工作，而父亲一直在寻找我，最终我把解脱的安慰落实到了父爱的价值观。

《谯楼下》成七的死也是解脱，杨遥极为从容的叙述把成七对生活的不安产生的自残冲动与自我摧残可能性的残酷书写得好比是一种安抚，“成七那些不安的夜晚永远地消失了”，这轻轻的一句给我的阅读体验是安慰，我似乎为成七艰难的生活结束长舒了一口气。

《闪亮的铁轨》是杨遥书写反抗这个主题相对平和的小说，虽然，小说里出现了一个我的化身李老师，然而，他只是一个化身，他的介入只是为了现场实证，让这个小说获得了理性的可能。我认为，杨遥在这个小说里论的是善恶对抗。沿铁路而来寻找母亲的小男孩携带着防患性的恶而来，激发了平静的弧村人善的反抗性对决。小说中让反抗性善的力量足够大，因为它动用了恶的手段，而防患性的善是懦弱的，因为他只是为了寻找失去母爱而受尽欺凌的惊恐与愤怒所激发出来的本能之恶。小说的力量来自于结尾，七伯在把小男孩抛扔在马路边的时候，对装在口袋里的他说，“孩子，别乱滚，小心车辗着，等一会就会有人发现你。”而孩子则在心里喊别丢下我，可是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来，想起沿着闪亮的铁轨走进弧村寻找母亲，哭了。小说的意味就在于它试图试探人性脆弱的最底线在哪儿？我想，杨遥确实在有意识地试探人性脆弱的最底线在哪儿，而且是当生活艰难到窒息时，杨遥的小说人物在寻求人性正义的最底线。这让杨遥的小说人物有别具心酸的沉痛。杨遥对人性正义的最底线的寻找杰出地体现在孙金这个人物的塑造（《奔跑在世界之外》），一个没有多少文化、在道观里打杂的卑微者（许多评论家将杨遥的小说人物归纳为卑微者，甚至他们就想把杨遥的小说人物扣死在卑微者的身份上的欲望）居然写书，还自费出版，一连出了好几本。

共 6176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本文介绍一位长久品尝社会底层辛酸滋味的作家——杨遥。卑微如劳苦大众的他，毕业后接连面对生活的困境。可是，杨遥说过，生活可以卑微，不可以卑贱。这是一个人生向度的选择。卑微是不可选择的现实；卑贱，是舍弃自尊、舍弃生命的高贵后的等而下之。卑微的杨遥，虽则处身卑下，但并不因此而自弃，反而可以在艰难的生活中选择属于自己的传奇人生。他选择了文学，文学也成就了他。他把自己交给文学，交给去伪存真的写作，交给笔下的一个个小说人物，紧紧把握生活的律动，紧紧贴合人物的内心，以“反抗”为主题，寻求生活困境的各种解脱方法，寻求让人艰于呼吸的生活重压下人性的底线与正义的底线。同时，文学让他娶回娇妻，让他被文化部门重用，尤其重要的是，让他生出双飞翼，在小说撑起的这篇天空里，放飞自己的梦想。本文高屋建瓴，以杨遥各种文本为依托，以杨遥艰难的生活历程为参考，横向类比，纵向挖掘，剖解出其间内在的联系、暗藏的密码，细细解说，合理演绎，让人对卑微者高贵的灵魂、强大的内心产生由衷的敬意。【：玉心】

1楼文友：201 - 10:26:58 问好作者，感谢赐稿！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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