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禽流感专家陈化兰等人因在各自领域作出体系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应该以批评为使命，而这种批评终究是为了社会的进步。”马勇认为这种定位是当下知识分子首先需要明晰的。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正在发表主题演讲

7月21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中国文化书院研究员江力、梁漱溟之孙梁钦宁共聚东方历史沙龙，围绕梁漱溟的特殊人生经历，展开了对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参与中扮演的特殊角色的思考与剖析，分享梁漱溟给中国知识人的启示与教训。

马勇从知识分子一角入手，将中国现代社会的“公知”与传统士大夫进行了对比，指出如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同于梁漱溟那代人，可以坦然地去讨论天下国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应该以批评为使命，而这种批评终究是为了社会的进步。”马勇认为这种定位是当下知识分子首先需要明晰的。“从敢于发言、积极建言献策到‘嘴上不说、心里明白’，如今的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问题和国家未来时难免充满迷茫，而今天的知识人应该如何继续关心国家或者不关心国家？梁漱溟的经历可以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活动提供具有借鉴意义的历史参照。”

梁漱溟与蒋介石找不到亲近感

梁漱溟曾一度与国民党有很深的关联，但最后仍然分道扬镳，关键在于梁与蒋介石他们二人找不到亲近感，“他们二人向来公事公办，没有一点可以私下讨论的空间，所以便没法成为朋友。”

知识人在介入政治的时候，难免涉及到对价值观、中国政治分析的认同问题，马勇在此借用梁漱溟与李济深、蒋介石等人的互动往来，说明知识人在参与政治活动时的立场问题：“主要是蒋介石处于国民党的中心地位一直不变，如果一直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便是‘站错了队’”，这使得梁漱溟先生在民国时期与国民党的主流相处产生障碍。”因此，“知识分子在介入政治的过程当中，如果“路”走错了，后面都不好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路受梁漱溟影响

在谈到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时，马勇将毛泽东、范文澜等同期在北大图书馆担任职务或者工作的经历称为“‘边缘人’的奋斗史”，在1917年北大新学占上风之时，毛泽东与范文澜都因受冷落而颇有“惺惺相惜”之感，种种长期积累的感情基础为他们今后的分歧做了某种程度的铺垫。

19 1年到19 7年，梁漱溟到山东省邹平县办了一个实验县政府，也是一个乡村实验研究院。很快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全国思想领袖，抗战爆发后，他又起身活动，参加政治参议会议，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19 8年，他去延安和毛泽东探讨问题，在延安呆了十几天，日夜切磋。毛泽东要强调中国与其他社会的共同点，而梁先生要强调它的特点。刚开始他们意见不一致，毛泽东经过和他的讨论之后，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

出于青年时期的友谊和对中国命运的思索，梁漱溟在总路线上提出了与毛泽东不一样的看法，这对中国20世纪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知识人该理性把握“度”

梁漱溟最为人称道的一点便是遇到问题敢于直言，“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极点”，一生经历晚清、民国政治风云的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典范，主要在于“遇到问题能不能解决”。他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本质认识和对人生问题的重视，以及对于官方力量的运用，显示了古人“内圣外王”的理想。“知识分子在把握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把自己当外人”，马勇认为，“知识人介入政治的“度”该有理性的把握”。

“梁漱溟的一生遭际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悲剧’”，马勇表示，个人力量相对于时代洪流终究是有限的。在历史转型的过渡期，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没办法超越时代，只能尽可能在时代给予的框架中尽可能地为国家发挥才智，历史自然会从这里走过”。

（编辑：葛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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