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豆胡同东边

中国碑碣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因此，老北京胡同名称中有不少是以碑命名的，比如麒麟碑胡同、半截碑胡同、石碑大院、石碑胡同等等，都是因为胡同中最早曾有作为景物标志的汉白玉石碑而得名。

麒麟碑胡同位于张自忠路北面，炒豆胡同东边，这条胡同里的麒麟碑，本是明朝嘉靖年间武将仇鸾府宅门前影壁上嵌着的一块雕刻有麒麟的汉白玉石碑。清末民初，在一次道路施工中，这块被埋于地下数百年之久的麒麟碑重见天日，并被移至有关文物单位收藏；半截碑胡同位于新文化街北边，北闹市口南面，后来改成了闹市口中街；石碑大院位于德胜门西大街和西直门内大街之间，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因有寺庙残留下来的石碑而得名。

此外，还有4个叫石碑胡同的地方。第一处石碑胡同位于鼓楼西大街南面，烟袋斜街北面，清乾隆年间称石碑胡同，宣统时分为两条胡同，原胡同北部宽阔的地方称大石碑胡同，南部的支巷叫小石碑胡同；第二处石碑胡同位于阜成门内大街南侧、锦什坊街西面，后来随着城市道路的建设，这条胡同消逝；第三处石碑胡同位于东四南大街东侧的礼士胡同北面，后并入了礼士胡同；第四处石碑胡同在东绒线胡同与西长安街之间，呈南北走向，明代因胡同北口有一通下马碑而得名。在明、清两代，石碑胡同以东皆为皇家禁卫机构，立在胡同口儿的那通汉白玉石碑上，刻有“官员人等，至此下马”八个大字。建国家大剧院时，胡同拆迁，如今石碑胡同名称尚在，但胡同已变成宽阔的大街。

碑，其实最初并无文字，只是立在门前用以看日影和拴马用的长形石头。古时人们没有钟表，往往是通过竖石的影子看时辰。辞海中关于碑即有这样的注释：碑，古时宫、庙门前用以识日影及拴牲口的竖石。《仪礼·聘礼》：“上当碑。”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影)，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石碑，石上镌刻文字，作为纪念物或标记，也用以刻文告。秦代称刻石，汉以后称碑。后来也称碑碣，但古人一般把长方形的刻石叫“碑”，把圜首形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的刻石叫碣。据考，最早开树碑立传之风的是秦始皇，东汉以后，碑碣渐多。我国现保存碑石最多的地方是位于陕西西安的碑林博物馆，这里原是北宋元祐五年为保存唐代的《天成石经》而建的文庙。《开成石经》又称唐石经，唐开成二年刻成，上面用楷书刻有《周易》、《尚书》、《诗经》、《论语》等12种典籍。此后，历代陆续将珍贵碑刻存入，现共收藏有碑石三千余方。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的遗物《明德受纪碑》，上刻李自成建立的政权“大顺”二字，同时还记载着当时陕西大旱，“小麦每斗二两四钱，米每斗二两六钱”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惨状。这些碑石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荟萃了历代著名书法家的艺术真迹，像唐代的怀素、颜真卿、柳公权，宋代的米芾、苏轼以及元、明的赵孟頫、董其昌等书法大师所书的碑石，在碑林博物馆里都可以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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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北京的胡同街巷名称中不少含有“碑”字，但有趣的是，高碑胡同却并非因为碑而得名。在明代，这里本叫高坡胡同，因胡同的地势比其南面的兵部洼胡同高出一块，故名。清代，这里改称坡儿胡同，民国时期根据谐音被叫成了高碑胡同，紧邻高碑胡同西面的另一条胡同则取名为高碑大院。

（实习：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