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灯有一种爱没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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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有许多的爱，人们总习惯于为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然而，世上也有许多的爱，没有理由，简简单单，却发自心灵，深入骨髓。这样的爱，朴实纯洁，炽烈如火。

读土家族作家吴加敏的长篇小说《花灯》，便为这样的爱所感动。虽然和作者同为重庆人、同为土家人，我所生长的地区离花灯之乡——重庆秀山也就两小时车程，但我对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花灯艺术却知之不多。

回想起来，和花灯艺术仅有的关系，或许就是小时候从录音机、从村里的小学教师那把破旧的二胡听到的《黄杨扁担》。那时因其旋律动听、曲风活泼轻快，自己甚是喜欢，尽管并不明白歌词的含义，多听几次，便很快学会了。于是在山里割猪草时，或者夏天躲着父母在小河沟里洗澡时，也会扯着稚嫩的喉咙吼上几句：“黄杨扁担软溜溜那么姐哥呀哈里呀，挑一挑白米下柳州喂，姐呀姐呀下柳州来么哥呀哈里呀，姐呀姐呀，下柳州来么哥呀哈里呀。人说柳州的姑娘好那么姐哥呀哈里呀，柳州的姑娘会梳头喂，姐呀姐呀，会梳头来么哥呀哈里呀，姐呀姐呀，会梳头来么哥呀哈里呀……”随后，便是背井离乡，四处求学，因为自己土家族的身份，总会在不同场合被要求表演节目，我便会唱起这首歌。常常，我的眼睛在听者的脸上越走越远，最后停留在家乡的那棵桃树上，灿烂的桃花笑逐颜开地迎着我……

秀山土家人爱花灯，爱得纯粹，爱得真挚，就像石柱土家人爱啰儿歌，一种全身心的爱，若是哪天缺了，生活也就没了意思。因此，与其说作家在表达土家人对花灯的爱，不如说作家记录着这份爱。在讲述《花灯》写作过程的一篇文章中，作者说：“我用我笨拙的文字力所能及地记录了秀山花灯传承的历史，把我想象世界中的一群热爱花灯的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生际遇展现出来。”读《花灯》，一个一个的人物仿佛就在自己的身边，我可以随时和他们交谈，随时欣赏着他们的表演。我看着他们，感受着他们的 ，感受着他们的爱。

在重庆秀山一个叫白粉墙的小村子里，生活着这样一批人，他们祖祖辈辈的血液都流淌着对花灯的爱。白粉墙不是作家的虚构，它现实地存在着。主人公严茂章爱花灯，在花灯的世界中他过得充实快乐，到了跳花灯的日子，他便是其中最活跃也最幸福的人，不管生活多么艰苦，只要跳起了花灯，只要生命中还有花灯，便有了面对一切的勇气和信心。哪怕抗日时期食不果腹，但白粉墙的花灯依然坚持着。被日本人的炸弹伤了腿之后，无法在花灯的舞台上表演，这才让他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对于他，没有花灯比失去生命还难受。好在儿子严斯草接替了他，成了百里闻名的花灯艺人，好在他自己尽管不能担任主角，但仍然是花灯组里最好的掌调师，花灯需要他，他也需要花灯。因此，知道战争胜利了，他便在寒冷的冬夜唱起了花灯：“三更打扮去看灯，姐姐妹妹往前奔。这边白娘子，那边蚌壳类，孙猴闹天宫，三打白骨精。”对于他，对于白粉墙人，被战争压抑的 重新燃起，花灯在第二天就在村子里响起。

不止严茂章爱花灯，其子严斯草也是那么深厚地爱着花灯。从小浸染在花灯的氛围中，花灯就像手、脚一样成为了他的一部分。离开白粉墙，到了物质丰裕的柳州，面对拥有一家米店、接受殷实家产的诱惑，他仍然没有丝毫犹豫地赶回了白粉墙。严茂章看到儿子归来时的老泪纵横，饱含的并不仅仅是对儿子的思念，更是对花灯传承的期待和渴望。

不止男人爱花灯，女人也爱花灯，如严小寒，从父亲严斯草手中又一次接过了花灯。面对花灯艺术团的逐渐衰落，面对着文化团里的各种斗争，始终坚持不懈自己的花灯表演。可以说，对于整个白粉墙，花灯是他们的生命。整个白粉墙的历史，也是花灯的历史。为抢救一个花灯而牺牲生命的杨旺材、勤劳淳朴的郭显荣、甘于寂寞的唐诗渝，和一大批热爱花灯、欣赏花灯的老百姓，他们是花灯艺术坚实的基础，他们默默无闻，但都有着难以割舍的花灯之爱。

除了爱花灯，白粉墙的生活中也还有许多爱，比如爱情。在白粉墙，爱情和对花灯的爱一样，单纯、不带功利。严茂章对陈彩莲的追求，没有花言巧语，平凡而感人；严斯草与覃柳叶，并不门当户对，但覃柳叶毅然地追随着心上人来到了花灯之地；严小寒也是如此，爱情中流淌着对花灯的爱，或者说对花灯的爱是她爱情的基础。正如作者所说：“在那种没有勾心斗角的世界里，抛弃不着边际的物质欲望，抛弃偏见和仇恨，互相尊重，活得自在，活得满足，死而无憾。”

一部小说，有时候不需要过多的技巧，像《花灯》这样真实、朴素地将一个感性的生活世界呈现出来的作品，具有令人震撼的“陌生化”效果。如果说这部小说中什么最能触动读者的心灵，那便是这种纯粹简单、没有理由却深入骨髓的爱，对花灯，对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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