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当中的转折

生活当中的转折，是偶然的意外，抑或是神的意旨，这是两种看待事情的方式，而学者的方式是第三种：他把它们编织在一起。

近日，新星出版社陆续推出英国“学院派”作家戴维·洛奇（19 5-）的小说新译，乃是意外之喜——新星的主营一向是侦探推理小说。此次试水译介有着“英国版钱锺书”之称的洛奇，翻译品质比起数年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洛奇系列却不遑多让，既有老译者“与时俱进”的重新演绎（如《天堂消息》，李力译），也有80后年轻译者成熟老到的风采（如《走出防空洞》，刘斌译），以及鲜见的短篇小说结集《赖床的男人》。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批译作无形中彰显的主题，不仅是此前作家为人熟知的“学界秘辛”，还有一个洛奇“密码”：天主教神学。

神学是“命”学术是“运”

神学和学术彼此交错，构成了现代英国知识分子的观念图式，也是洛奇作品的双线。在他的十五部长篇小说里，以学者生活为主线的，主要有“卢密奇校园三部曲”（《小世界》《换位》《好工作》），是中国读者早在90年代就熟知的名作，而对于天主教神学在现代社会之处境的自省和反讽，则以《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天堂消息》《你能走多远？》等为代表。

对现代学者来说，学术是后天的“运”，是成人之后阐释世界的方法。在全球化时代的学术圈生存，意味着获得了一种普世性的话语和视角，只要改变重心，调适语调，就可以在世界各地通用——“校园三部曲”里那些飞来飞去参加研讨会的欧美教授和讲师们所过的生活，中国学者想必也感同身受。

神学不同。对于洛奇来说，它是先天的“命”，是空气和水，是地方性的生命现场。他自称出身于伦敦天主教家庭，中产阶级下层中的“上层”。在20世纪中叶英国的这个家庭背景里，注定了物质的匮乏和精神上的跌宕起伏，以及对战后经济政治形势热情关注、战战兢兢的态度。这种态度足以让一个对语言敏感、对世界好奇、又恰好有机会出国见世面的少年对教义的本质产生怀疑，又终生难于拔除信仰之刺。

毋宁说，这里有两根刺：在伯明翰大学院墙里近三十年，洛奇所学所授的那些理论技巧，足以将一切信仰体系解构得体无完肤，而另一方面，这些颠覆传统的刺耳之音，也仍旧是前现代社会宗教文明的遥远回声。

在分析战后的文化际遇，特别是“左翼革命”何以在六七十年代乍兴乍落时，人们经常忽略这其中的神学基础。当年，尼采提出“上帝死了”，是为了让一切“重新估价”，为了以超人意志建立现代人的信仰。而在洛奇的时代，在他的小说里，这个结局却变成了“不可承受之轻”：上帝确是死了，甚至死了不止一次，可惜人们却再也不想为他的死亡和他的其它故事估价啦。

“太虚有肉”

怀疑和自我怀疑，是洛奇这一代人听故事和讲故事的起点。在投射了青少年经历的《走出防空洞》里，他提到，“不要相信任何三十岁以上的人”，是战后欧美各国广为流行的口号。然而这些天生叛逆的年轻人并无自信超越他们背负战争债务的前辈：他们生来就在匮乏中垂涎欲滴。流亡美国的布洛茨基在他的散文里说，“太虚有肉”，与洛奇在他的多部作品里叙及的50年代的英国生活情景相映成像：当冷战中苏联的青少年将用于“内部批判”的美国电影当作美食和舒适生活用品仓库来“意淫”之际，“敌方”英国的情况也差不了多少。

信仰的第一个敌人，也是学术批判的第一个敌人，就是这空前的物质主义。尽管红色文化浪潮配合着时髦的性别、种族、后殖民、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席卷了六七十年代，欧美大学里的“公共知识分子”都宣称，学术是以击溃工商社会那金钱政治所维系的庸俗的文化价值、解放一切被权力结构规训之人为己任，洛奇却写尽了学者们的论文“心机投”、科研基金的“中标”套路、职称评审、学术会议和交换访学的诸多“潜规则”。批判者们在提交一份关于商业广告的话语欺骗术的论文时，心里想的，仍然是中产阶级的“房子，花园和狗”。

没有人能比从事意义创造的学者群体更容易看到人类追寻意义之行为的无意义性的了。“你不需要信仰《一便士要理问答》中的天主，也照样可以做一名优秀的神学教师。”

这句话里有两个层次的绝望：对上帝的和对理论的，它们都在学者的社会人际关系和日常遭遇中变得不堪一击。洛奇所书写的，是三者之间恶性循环，他把这些绝望化成黑色幽默、叙事与修辞的炫技。然而尽管他在小说里运用了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所喜欢的一切套路，拼贴、蒙太奇、戏仿、互文、复调、对话、狂欢，却不像罗布-格里耶和艾柯他们，他的炫技并不拆解表层叙事，而是用包含了各种隐喻的影射网络，为单纯的故事情节叠加丰富的象征含义，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足够有趣，对于人文学科的专业读者来说则意味深长。

“观光-朝圣群体”

比如说，出门远行。出行是宗教叙事的必备要素，在洛奇的大部分作品中，它恰好是主要的情节链。《走出防空洞》里英国少年蒂莫西的海德堡之行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也遭受了反神学的青春期挫伤；《小世界》里学者们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交流活动，其原型就是著名的“圣杯寻找”。文学史上，旅行经常可以改变作家的人生，但理论家洛奇却想说：与“旅行”相伴的现代“旅游业”可是糟糕透顶。在《天堂消息》里，节假日的旅行大军众生相，是洛奇进行宗教反讽的重要世俗事件：“观光旅游是宗教仪式的替代形式，是世俗版的朝圣。人们通过参观高级文化的神龛来收集神灵的恩典，旅游纪念品就是圣物，旅游指南是礼拜辅导。”这也是洛奇最近于轻喜剧的一部小说。他本人固然就是那位苦大仇深、被迫带父出游的贫穷神学家伯纳德的半个代言人，但又何尝不是在机场殷勤小意地服务、又满怀不屑地评判着观光客的旅游公司经理呢：“你说他们到底图个啥”？

洛奇笔下的“观光-朝圣群体”，无论是学界精英还是普通游客，无论是整个儿看还是单独看，都是滑稽无比，但兑换到他欲罢不能、欲说还休的神学语境中，他们庸俗不堪的行止配合着他耐心十足的场景描写，又奇妙地具有了一种虔诚的力量。像他在理论著作《小说的艺术》所说：让“一切浮在表面”。这种方法如同电影中的固定机位，一个场景中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事件尽收眼底：谁谁谁加入了谈话，谁谁谁从镜头前面走过去，很容易就暴露出剧中人不为人知的小秘密。比如，在两位严肃的知识人交谈的时候，蛾子在他们周围飞来飞去。——这种手法天然具有嘲讽的效果，但有趣的是，它也很像传统西方宗教绘画中常用的异时同地和同时异地法：那是用来描述神圣事件、展示奇迹的重要画法。

《天堂消息》里就有这样的奇迹。在那显而易见的嘲讽中，仍然埋藏着诸多的纯真与抒情：“在大海无边的夜色中，出现这么一座灯火通明、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城市，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事情啊。而且，他们乘坐的飞机能在黑暗中越过广袤辽阔的海面，准确地找到这一光明的国度，也真可谓是个奇迹。这样夜间渡海的事情，简直像神话故事一般，但是，周围的乘客伸懒腰打哈欠，好像觉得这事寻常得很。”

洛奇讲故事的节奏一向如此，舒缓又曲折，仍然带着巴尔扎克式的“传统小说”的余韵。或许，那是因为上帝并非猝死，而是死得痛苦又缓慢，让他的信徒藕断丝连、不上不下，就如伯纳德对自己和对神学院同行们的审视：“对于一个自己珍视的理念，只有在失去信心之后很久，我们才敢于坦白承认。而且有些人永远都不会承认。”

天堂消息“神转折”

洛奇小说的妙处，实不在以学术解构信仰的痛苦或爽快。事实上，在用一根刺挑出另一根之后，两根都可以不要了：他发现了压在潘多拉箱底的东西。

这就是《天堂消息》那好莱坞一样的“神转折”的真正含义。草食系单身狗、四十岁的处男伯纳德那倒霉连连的“临终关怀”之旅，却因意外找到了垂危姑妈的巨额股票，不仅修复了势利自私的姐姐和老朽固执的父亲与姑妈之间早已断绝的亲情，让姑妈安详辞世，使每个人利益均沾，还成就了一桩足以对抗多年累积的内心挫败的美满姻缘——你可会想象那位“英国版钱钟书”会写这样一出肥皂剧？然而这意外假得跟塑料花一般，却又真得像钻石——它确实是生活中会发生的事，而情感的连接逻辑又如此地真实可信。这是在对有神论的怀疑之后，新生的、对现代人充满功利色彩的无“神”论的怀疑：“有人相信，死亡将永远终结人的意识甚至记忆。但是在他灵魂最为隐秘的角落里，在他本人可能都不知道的旮旯里，有一片影子正在游移，一片模糊的影子正在潜伏，那是怀疑的重重阴影留下的影子。”要是没了这份怀疑，我们要怎样才能活下去呢?

——这才是真正的“天堂消息”。维系洛奇作品的精髓，并非摔碎的信仰，相反，信与不信之间的隔膜竟如此之薄，距离如此之近，尤其在生老病死的普世主题之中。

科学神学皆灵药

少年和老年，联系着出生和死亡，一个理性尚未成熟，一个意识逐渐衰败，正是宗教体验最直接和强烈的时期。洛奇则喜欢以理性中年人的语调去讲述这线段的两端。如果说《走出防空洞》和《天堂消息》里，青春期的 像涟漪一样干扰了少年内心既定的神学景象，那死亡便是人生的“塑料花”般的朝圣之旅既写实又虚幻的终点。在《你能走多远？》等作中，关于死的警句不可胜数。“作为一种知识，他们知道；但作为一种存在，直觉上他们并不相信。”天主教的教义和仪式，在现代信众的心中，跟热闹又空虚的观光旅游和学术交流会一样，同样被转化为经济生活当中的一环，从出生、死亡到来世的一条龙式服务，跟银行投保和退休预算没什么不同。

能为这种自欺欺人的死亡观念带来转折的，只有自己的死亡。我们可以把《走出防空洞》到《失聪宣判》之间的十余部小说读解成一条漫长的朝圣之旅，它看上去是向着远方，向着不同的多样的人生，实际上却是向内走，向回走。洛奇本人也曾在访谈中说，他小说中的人物跟他自己越来越相像了。

如果说，《天堂消息》里的死亡和老境终究是别人的，那么被称为“天鹅绝唱”的《失聪宣判》里，它就是耄耋之年的洛奇对自身的“死亡磁场”的勇敢临摹。主人公贝茨，语言学教授，如洛奇本人一般患上了“高频性耳聋”，不得不提前赋闲在家。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却因为整形和事业上的成功而面貌一新。人生最怕的不是自己的不幸，而是对比和落差，是登高跌重。比起研究“自杀遗书”的美国女研究生那提前油腻的中年心态和贝茨父亲那干涩掉屑的老境，洛奇-贝茨在他的失聪境遇当中，编织了远为丰富的文化维度：文学的、神学的、艺术的、历史的和未来的。他指出，失明是悲剧，而失聪是喜剧。自古以来的智者都是盲人，愚人才耳聋呢。

在不得不以“空耳”（注：当代弹幕文化用词，“音译”）来译解他人声音的不幸中，语言学教授那一切皆符号、一切皆语言的学术观点，都在他的个体经验中得到了结实的印证。所有的文化符号，都是个体感官经验落谢的影子。历史是如此（比如奥斯维辛的死亡），神学也是如此。这是另一种奇迹：过去，上帝是符号的，如今，他在失聪者自己的场域里，也变成了具体可感的、只有他自己才能完全领会的模样。

一神教其实是人很难长期坚持的一种信仰。它以碎片式的、制度化的、戏剧性的形式，在现代欧洲人的生活中来来往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在生命的临界点上，洛奇早年那个问题：“你信仰什么样的天主呢?”和他的答案，就开始显露出它真实的力量：信仰作为“我们生存之根本的天主”，作为“终极关怀”的天主，作为“世间来世”的天主。

和所有人一样，饱学之士也无法在生活中控制成功和失败，但是他们希望活得透彻，死得明白。在这种意义上，知识——无论是科学还是神学知识——仍然是至为宝贵的良药，尽管它们在洛奇的故事中一直刺痛着我们。生活当中的转折，是偶然的意外，抑或是神的意旨，这是两种看待事情的方式，而学者的方式是第三种：他把它们编织在一起。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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