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林克作家的唯一责任是记述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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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最近十来年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德语文学作品是什么，答案多半会是《朗读者》（也译作《生死朗读》）。借助好莱坞将其搬上大银幕后的巨大辐射力，作者本哈德·施林克的名字也为中国读者所知晓。虽然施林克只是个业余作家，但《朗读者》1995年问世以后已经被译成40余种语言，被引领美国阅读潮流的“奥普拉读书俱乐部”推荐。《朗读者》的好读与畅销毋庸置疑，小说本身承载的爱、尊严与救赎也让它增添了厚度。12月中旬的一个中午，在德国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的爱因斯坦咖啡馆里，《环球时报》有了与施林克面对面的机会。

关注战后一代和战争一代之间的关系

甫一照面，本哈德·施林克清瘦俊朗的容貌，很难让人将之和“年过半百”联系在一起。今年67岁的他，任教于享有“现代大学之母”美誉的柏林洪堡大学。施林克在法学界颇有建树，曾在6年前作为“中德法制国家对话”的专家之一到过北京。虽然他44岁才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但如今人们在提到施林克时，更多指代的却是一位作家，而非法学教授。《朗读者》无疑是他最耀眼的表征。

谈及《朗读者》，一些舆论习惯将它与“反思”、“纳粹”、“屠犹”等字眼关联。对此，施林克回应说：“对我来讲，如何处理与爱的人之间的关系，父母怎么跟后代交代，这些才是我想在书中反映的内容。学校、社会在涉及这类事件时，形成了一个，这张对当事人的爱和关注，社会团结和民族认同等思想都在作品里得到体现。”这与施林克两年前的表达一脉相承，即“《生死朗读》不是关于纳粹或者屠杀犹太人的。它是一本关于战后一代和战争一代之间关系的书”。

这样沉重的写作会不会成为通俗化作品不可承受之重呢？施林克的回应很简短：“作家唯一就是保持作品真实度。”但对本身就是虚构的小说而言，何来真实一说呢？施林克说：“小说虽然是文学作品，但其中反映的社会事件、历史片段是虚构还是如实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取决于作家的态度。而我认为，写实是作家的。小说需要反映当时的事件，而小说中的人物则需要选择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是面对还是掩饰。”

有了这样的铺垫，读者就很容易理解汉娜（《朗读者》的女主角）的行为了。施林克2009年在接受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采访时就说：“如果看看大屠杀时期和反映那段历史的传记，你就会发现汉娜的故事绝非个例。”

第三帝国是德国人心中一个没有愈合的伤口

1945年，第三帝国终结。1989年，东西德合并，柏林墙倒塌。柏林墙倒塌时，施林克生活在西德的波恩，两个月后他就来到柏林，是第一个到洪堡大学的西德客座教授。

德国波澜起伏的历史变革不可避免地在施林克身上留下深深烙印。在谈到这段经历时，施林克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对于两个德国的分裂，我从心底感到悲哀。上世纪70年代，我在西柏林上过大学，有很多西柏林和东柏林的朋友。而且，分裂的时候，很多德国以前的名人被归于东德的领土上，比如著名小说家冯塔纳，我对此感到很悲哀。所以统一后，我特别愿意回到柏林。”

施林克回忆说：“当时看到柏林，我自然而然就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上世纪50年代的德国城市和当时柏林一样，天是灰蒙蒙的，街上行人很少。《朗读者》写的就是那个时代的事情。所以，我的写作也是围绕个人的生活和经历来进行的。”

柏林墙的倒塌不仅影响了施林克的创作，也成为德国统一后10年到20年间被大量创作的话题，而现在关注那段历史的德国文学作品没那么多。这是不是代表着那段历史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施林克说：“确切地说，第三帝国才是德国人心中一个没有愈合的伤口。我们这个民族在19 年突然有了那样的遭遇，至今没有人能真正地理解和认识这背后的深刻原因。”所以，施林克之前写下过这样的文字：“对汉娜的爱使我经受的痛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身为德国人的命运。”

那么，对德国当代年轻人而言，这个伤口愈合了吗？施林克回答说：“这取决于这些年轻人现在怎么生活。如果他选择活在当下，那就没有伤口可言。如果他们关注历史，理解过去的话，伤口就还在。”

他还表示：“随着新一代人的成长，对历史的反思正以另一种形式进行。如果父亲或祖父当过纳粹，当事人会有一种心理负担，但年轻一代不会面临这样的处境，所以他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反思历史。”

文学应该面对普通读者

德国小说一向推崇思想深邃，却难免枯燥艰涩，让读者尤其是外国读者生畏。在谈及德国当代文学时，施林克说：“德国人的叙事方式加重了读者的理解难度。我的很多作家同事们都想用一种特殊语言来写小说，结果却导致失去很多读者。”

施林克的作品却似乎是个例外。对此，他说：“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学者和评论者，我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在写作。我的母亲是瑞士人，在我小时候，她告诉我，在一个民主社会，要讲让别人懂的东西。”因此，施林克不赞成将文化分为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他坚持文学应该面对普通读者而不是文化精英。在文化民主思想影响下，他希望作品受市井百姓青睐。施林克曾这样叙述：“我一直梦想我的书在火车站的书铺里摆放着，人们看见它们，买下它们，然后在火车上阅读。”

施林克曾经来过中国，却不是以作家的身份。他说：“我6年前到过一次中国，在北京参加中德法制国家对话。当时是与一些中国和德国的教授讨论社会问题，围绕这些问题也能写出一些好的作品。”当问及他对北京的看法时，施林克简单描述说：“我看到了一直向往的故宫和颐和园，我也去过人民大会堂和一些大学，但跟中国社会上的接触很少。”作为了解东德的社会主义体制，又对中国有过关注的法律专家，很难让人信服他对中国的看法仅是如此，也许是德国人的严谨和慎言使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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