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水音乐一书后附文章戳穿这个徒有其表的世

《苦水音乐》一书后附文章《戳穿这个徒有其表的世界》，朱白在其中说：“如果说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等人的文还需建立在佛教和迷幻剂等其他领域之上，那么布考斯基的非主流人格和叛逆气质则是建立在不停地践踏他自己生活的基础值上。”可谓一语破的。在缺乏禀赋的作者之间，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那些纯粹一点的人，如理查德·福特、卡佛以及这次才读到的布考斯基。诚实不是这类作品的一切，但一切中倘若缺乏了诚实，会使作品本身显得愚蠢无比。

显然，布考斯基不宽恕这个世界，尤其是他眼中的“美国梦”。他诅咒这种期待，但同时全盘接受诅咒降临在自己身上。如同作者在小说中说的，他只是望着天花板等待好运到来。顺从得令人发指。换言之，文学与生活在布考斯基那里是自成一体的，前者只是对后者的一次延宕回应。这是作者不可归类的根源：他在自己这里终结了文学的反抗传统。也许是意识到反抗的虚妄（不止一次提到加缪的深意），抑或别的，我们无从得知。总之，阅读布考斯基对于我们而言的确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螳螂》像是《不算是伯纳黛特》的另类续篇，二者都属于那种不可言说的故事。说来布考斯基的作品大多界定在这个范围。但若说“笑中带泪”则又不免贬低了他的力量 布考斯基的作品远比黑色幽默更直接。就我所读的范围，大多数被冠以暴力头衔的作家在布考斯基面前恐怕都要相形见绌，倒不是说书中常有街头械斗的桥段，这些并不重要，而是布考斯基的生活经历直接决定了他有创作这类题材的资格。

其次，他求真实。布考斯基只是布考斯基，生来如此。作者本人不过如实道出了他的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 真实对于布考斯基来说意义重大。文学殿堂中倘若有他的一席之地，那么就是这个原因。二十世纪的反叛作家有很多，我曾说过当作家认为反叛是文学的核心后，作品也就成了维持这种先锋的负重机器。质而言之，反叛在文学中大多是不纯粹的（sincere） 虚荣要比其本身的意味占了更大的比例。但布考斯基或许是个例外。他是用命来迎接这个世界的一切赐予或损害。并且，很重要的一点，写作在布考斯基的生活中永远被排在生活之后。他们不是为了写作而活着，写作只是偶然发生的一件事。

在我的感觉中，布考斯基的短篇故事明显要好于他的长篇，前者更粗犷，也更利落，可谓寸刀寸断。如《大诗人》讲了“我”去拜访著名诗人伯纳德·斯塔奇曼，却发现他的生活混乱不堪；如《人渣的幻想》讲了“我”去听维克多·瓦洛夫的诗歌朗诵会，在底下不住嘲笑这个小白脸；诗人一句正经，我一句解构。题目出自瓦洛夫的诗，却被作者妙用为了对他的嘲讽。集中所收故事都是这类生猛肮脏的故事，结局虽不开放，但同样落实在还没开始就已结束的干净。读来如听段子，如与作者长夜喝酒，他一个一个讲给你听，推杯换盏间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但更多是心碎。你还没从方才的大笑中缓过神来，便被作者不由分说地拉入到他的绝望中。在《破商品》这篇小说里，主人公弗兰克是个蓝领，妻子每天例行公事般与他吵架，办公室也有个助理经理不时寻衅开除他。弗兰克开车回家，心想：“也许不需要那么赶。就算弗兰在等着。一边是弗兰，另一边是麦尔斯。他唯一需要独处的时刻，唯一不会被压迫的时刻，就是开车上下班的时候，或睡着的时候。”长篇小说《邮差》中也有这样的桥段。此时的布考斯基仿佛是卡佛与米勒的结合：在漫无目的的工作与漫无出路的生活间他的作品得以诞生，而不是放纵沉沦自暴自弃。放纵是他的生活，绝望也是他的生活。于是，在他的作品中就暴露出一块缓冲地带，或者说对上岸喘口气的渴望。

《长途酒醉》中，托尼凌晨三点接到了前女友的电话，原来是向他炫耀新的生活。托尼听完电话，挂断，小说也就结束。结尾是这样的：

“弗朗西斯翻身过来对着他，他伸手搂住她。凌晨三点。全美国的酒鬼都正瞪着墙壁，终于放弃了。你不需要变成酒鬼才会受伤害，才会被一个女人榨光，但是你可能会因为受到伤害而变成酒鬼。你会思索片刻，特别是当你年轻的时候，可能会以为运气总是在你这一边，有时候的确如此。但是就算当你以为一切都很顺利时，依旧会有各种几率与法则在运作着，你一点都不会察觉到。一天晚上，某个炎热的夏天周四晚上，你就变成了酒鬼，你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租来的廉价房间中，不管你已经经历过多少次，都没有帮助，甚至每况愈下，因为你会以为自己将不需要再面对这种事情了。你只能再点燃一根香烟，再倒一杯酒，看着剥落的墙壁上是否有红唇与杏眼。男人与女人彼此之间的折磨真是让人想不透。

托尼把弗朗西斯搂得更近一些，安静地把自己的身体靠得更紧，聆听着她的呼吸。再次把这些狗屁事情当真，真是很可怕。

洛杉矶真是非常奇怪。他倾听着。鸟儿已经起来了，叽叽喳喳的，但是天空还是一片漆黑。不久人们就会驶上公路。你会听到公路的声音，还有汽车开始在街道穿梭。但是此时凌晨三点，全世界的酒鬼都躺在床上，想要入睡而徒劳，他们应该得到休息，假如他们做得到。”

虽然作者完全没有交代托尼与前女友的往事，但这个结尾便已让读者领悟一切，而托尼的疲倦心态也一览无遗。着实是大师手笔。在西恩·潘对布考斯基做的那次访谈中，作者直言不讳地说道：“人，大多数的人，我都可以忽略。他们不是充实我，而是抽空我。我不尊敬任何人。问题来了，我似乎在说谎……但相信我，这是真的。”这一番话大概能帮助我们理解布考斯基反叛得是如何彻底。

我们已经知道有太多反叛作家都是那个梦中的逃亡之徒。在白天，他们一边做着良民一边在公众面前发出撒旦的笑声（或许撒旦真的会为此发笑）。以虚构为荣的人从不以分裂为耻。布考斯基的另类意义即在于此：他把自己所信的身体力行推到极致，然后我们得以明白什么是“纯而又纯的精确，或者说是一种精而又精的纯粹”（套用福克纳论舍伍德·安德森语）。

“名誉经常使一个作家变得十分虚荣，但是很少会使他变得骄傲。”这句话出自W.H.奥登的《论写作》。写出了《苦水音乐》的布考斯基已经暴得大名，虽则作品还不时面露饥色，但我确信他已抵达了那个少有人驶进的港湾。作者本人的经历与求真实的意图使他不需要口号、标语或图腾，便能屹立在诸多反叛者之上，顺带完成了一次次“文学中的致命高潮”（朱白语）。他是骄傲的。这种骄傲或可称之为“朱迪思·萨德本式的骄傲”。

二十世纪我们已见到太多反叛作家，然而终于见到一个真的，这也就够了。

（编辑：李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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