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白长篇小说手的十种语言叙事艺术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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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墨白（ ）在小说叙事方面做出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对于“欲望三部曲”的写作就是最好的证明。墨白的“欲望三部曲”是其宏大的“颍河镇”文学艺术王国版图的重要构成部分，三部曲分别以同一天出生于颍河镇的三兄弟谭渔、吴西玉和黄秋雨为主人公，描述了他们各自通过艰辛努力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幼小走向成熟、衰老甚至死亡的生命历程。三部曲既互相关联，又各自独立，不仅表现了丰富多元的主题，在小说叙事上也呈现出了迥异的格局，而作为最后一部的《》的艺术创新尤为突出。

《手的十种语言》围绕着一宗命案展开叙事，刑侦支队长方立言在著名画家、锦城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黄秋雨之死案进行侦察的过程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构成了书的主体部分。该书使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书中的“我”即方立言。这样，书中的第一主人公黄秋雨就转入了幕后，而“我”——方立言走向了台前，书中所有的人物、事件都必须经由“我”的行为的“召唤”才能进入到故事的进程当中。这类似于海德格尔在《面向思的事情》当中提及的所有在场的事物必须经由“此在”才能显示其自身的哲学命题。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类历史就是存在的真理被遗忘的历史；使得事物成为事物的存在就是“无”，“无”需要敞开、澄明，才能通过去蔽化的过程来展示自我。墨白通过近似于存在主义式的哲学转换，使得所有日常存在的事物基于“我”之思来接近于澄明之境，实现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也使得《手的十种语言》通过文本有意味的结构转换而使其接近了哲学的奥义。

《手的十种语言》采用了非常复杂而玄妙的叙事结构，不仅仅让阅读者获得多重的心理体验，即使是作者本人，也会在叙事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它的迷人之处。在文本当中，“我”承担了叙述者的功能，而“我”却仅仅是作为故事当中的一个人物出现，这个人物在一开始仅仅是“黄秋雨死亡事件”的旁观者，“我”以窥视的视角全面介入到与黄秋雨有关的所有人和事物，并对其加以“客观”的评判，试图探寻黄秋雨人生的非常之处。当然，随着案件侦破的一步步推进，“我”也逐渐深陷事件中，那种“局外人”的角色感逐渐消失，融入到了庞大的当下语境当中。

显然，文本中的“我”和真正的叙事人是两种存在，“我”只是故事里的一个人物，叙事人则是作者，而作者还具备了“隐含的作者”和“真实的作者”两种身份差异，只有在文本的叙事当中呈现了自我的那个作者才对文本起作用，也就是“隐含作者”；而获得了叙事后的情感体验的，则是作者本身。在接受过程当中，读者无法真正了解作者的意图，只能通过文本当中体现出来的审美趋向去推测隐含作者的意图所在。作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叙事情态的差异，是保证文本多元化主题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墨白在进行叙事时所带有的明显的中立态度，尽量让文本当中的人物去获得自我表达的机会，才使得墨白感叹那种拥有“双重的第一人称和视角”的神奇之处。承担着第一人称叙事功能的“我”，即方立言，作为一个刑侦人员，对于事件尽量采取客观、公正的立场，并且自始至终保持着强烈的对于事实真相的探求欲望。这也让文本当中的两个“我”，即隐含作者和方立言都拥有了一个相对客观的立场，这是小说具备复调特性的首要保证。

在《手的十种语言》当中，还有着大量的围绕着黄秋雨存在的文献资料，必须强调的是，毫无疑问，黄秋雨在书中是最为重要的角色，但他的角色功能也仅仅局限于他自身。叙事者显然并没有因为黄秋雨这个第一主人公而取消其他人物的独立性，而方立言作为一个调查人员，更不会因此改变个人的情感态度。事实上，黄秋雨从一出场就已经死亡，他丧失了直接诉说的功能，只能通过各种文献资料来进行间接叙述。这些文献资料包括他与两个情人米慧和栗楠之间的信件，有关黄秋雨的报道，黄秋雨的绘画、诗歌，黄秋雨的藏书，以及各类的历史故事等。而这些已经逝去的事物，在生者的召唤下，一一恢复它们真实的面目，重新获得了生命力。即使是还活着的黄秋雨的情人林桂舒，也是通过黄秋雨在书上写的文字以及她写的通讯稿和做的录音来间接出场的。只有黄秋雨的妻子金婉，作为黄秋雨的四个女人当中的惟一一个明媒正娶的老婆，获得了直接出场来表达自我的机会。这种安排或许也有着隐喻的成分，那就是说，金婉是在黄秋雨事件当中惟一有合法的话语权的女人，而其他三个女性，则只是一种隐秘的存在，是黄秋雨私生活当中不合法性的存在，也是其最终死亡的真正诱因。金婉对于黄秋雨的表述和评价，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和其他三个与黄秋雨相关联的女性对于黄秋雨的评价有着巨大的反差，她一再强调黄秋雨的无能和无德。在这里，让我们联想到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导演的经典影片《罗生门》，它们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每个人眼里的世界是迥然不同的，只有在强大的外在力量的压制和强迫下，事物才会呈现出一致性的假象。

当我们翻阅书中大量的信件，会发现在这些信件当中存活着的鲜明的人物情感。比如通过米慧写给黄秋雨的信件和情诗塑造出了一个敢爱敢恨、有血有肉的才女形象，她对于黄秋雨的情感既有敬慕和热爱，也有嫉妒和热烈的 。在这里，米慧是靠着她自身的情感逻辑来获得她自身的生命意义的，她有着个人的欲望和要求，她凭着自己的信件和诗歌来证明她自身的存在价值。在已经失去的时光里，留存着个人的思想和情绪。对于米慧的诗，谭渔和方立言都有着自己的看法，谭渔对米慧的诗赞不绝口，而方立言却大谬不然：“丁声树离开后，我希望谭渔能就米慧的诗说下去。说实话，上面这些诗酸酸的，我还真没有看出好在哪里。无外乎就是谈情说爱，要死要活的”。书中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描写，却为其复调的艺术特质的完美诠释，书中人物的思想情感以及发展的历程都真实可靠，且从不互相替代和兼容，显得自由、丰富与多元。

《手的十种语言》当中大量存在的各类文献资料，提供了小说文体之外的各类文体体裁，如报道、信件、诗歌、档案等等，另外还有绘画等艺术形式，使得文本有着拼贴的特点。“拼贴”作为一种艺术表达手段，是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也称解构主义)转向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点。拼贴本身就有着各类事物在一种不要求整体一致性的基础上获得平等相处机会的可能性，也就是一种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复调，是基于文化诗学价值上的复调。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手的十种语言》已经超越了单纯基于文学艺术角度的复调性，而具备了基于人类社会文化价值上的复调，从而拥有了更为深入、广泛的诗学内涵。这也同时赋予了小说文本以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性价值。比如文本当中关于手的六幅图画，每幅图画下面配有注解，这有效拓展了文字难以表达的抽象内涵，打破了文本单一叙述的局限性。

小说文本里的物理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天，而其主人公黄秋雨涉及到的心理时间则长达三十多年，基本上包括了新时期以来所有重要的社会时期，也就是黄秋雨从农村进入城市生活所经历的个人生命史的完整展现。而当我们阅读完小说后，会发现文本当中展示的时间跨度远远不止三十几年，比如书中关于十种“手的语言”而写成的历史故事，它们涉及到的故事时间可以推及文化大革命、大跃进、反右甚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解放战争时期。这些故事都可以独立成篇，具有着完整的故事时间和空间。当中涉及到遇罗克、傅雷、沙飞、弘一法师等真实人物的历史事件，它们所具备的时空价值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将真实的巨大的历史事件植入小说文本当中，从而为“虚假”的叙述带来了广阔、真实的历史场景，弥合了小说叙述和历史事件之间的裂缝。这样多重存在的立体时空组合，也是小说复调特性的具体体现。在讲述到傅雷和夫人双双自杀这个事件时，小说有如此义愤填膺的追问：“所有的这一切都让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死呢？没有怨恨的离别。你们说，是什么束缚了他们的手，那双把被单撕成条条的手，那双把布条结成绳子的手，那双把自己的脖颈送到绳套里的手。”是什么使得一个人会去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宝贵的生命亲手毁灭？个人的生命价值在面对一个巨大的外在时，到底有多大的可抵抗性？当个人的生命尊严不能得到维护时，其生存的价值还有多大？这一系列的追问都在为黄秋雨之死铺垫着社会语境，同时也使得我们深深反省文本展现的黄秋雨个人死亡背后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

当然，在《手的十种语言》当中大量出现的还有东西方的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比如黄秋雨在国外留学的经历，以及他画作里出现的西方大师的影子，而夹着栗楠写给他的信的书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黄秋雨写给桂舒的信则在《印度壁画》一书里，黄秋雨赠给锦城博物馆的画作则分别为《老子归隐图》和《伏羲创世图》。这些都为黄秋雨思想行为来源做出了巧妙的脚注，同时也使得故事的主题上升到了全部人类文化史的主题高度。如果说，墨白的新作《手的十种语言》在文本的具体叙述上为我们呈现出了一部典型的复调小说的样本的话，它所具备的当代的文学史价值就在于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优秀的复调小说，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而其文化诗学的价值则在于以文学的样式试图突破文学的局限，使得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在一个宏大的社会意识形态当中得到彰显，并使得基于个人生命经验的个体生命史能够突破根植于古老的文化传统当中的集体历史叙事的重重封锁和压制。这也恰恰是复调艺术所希望达到的终极价值。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背景来看，墨白的《手的十种语言》可能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穿透力，它将所有事物在获得了自身的特定的时空域的前提下，得到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无物之境。这也意味着复调的统一也许恰恰在于“有生于无”、“有即是无”、“色即是空”等古老然而常青的哲学主题。我们从中看到的也许是在幻变无常的魔法时代，人性在澄明之境即将出现之前衍化出的光怪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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