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作家该怎样面对中国当代拳

一个中国作家该怎样面对中国当代？如何表述当代精神及现实的内在逻辑，尤其是，我们称之为“改革开放3十年”的、高速发展的当下？这几乎成为考验作家的重要标尺，也是作家必须面临的挑战。莫言《蛙》、贾平凹《带灯》、韩少功《昼夜书》，和最近出版的余华《第七天》、苏童《黄雀记》等都是正面强攻现实的作品。颇具意味的是，这些作品每每都引发一些讨论，作家与现实之间关系往往是探讨的热点。

毫无疑问，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炸裂志》是阎连科的“当代”之作。小说细致讲述了一个名为“炸裂村”的地方志。 “炸裂”，在本书中也并不是只是名词 炸裂村；也是一个动词，可以追溯到词源的物理含义 一种无规则、无约束、迅速膨胀、高危的化学运动进程。唯“炸裂”1词才能转达出炸裂村从一个贫瘠的村庄迅速发展为镇、县、市、直辖市，其速度、过程、手段、逻辑和人性表现方式；才能表达扭曲的愿望所具有的所向无敌的驱动力。

“炸裂”在书中具有双关隐喻，既是炸裂村的炸裂式发展史，显示了中国当代政治、制度和景观的发展逻辑；也是人性、人心的炸裂志。它让我们看到无约束的权利和制度自身可怕的繁殖性和强大的扩大功能，而当基本的人性被剥离出来，如爱、平等、尊严和信任，只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不是和其行动同时并存的时候，人间就会失格，国家逻辑和结构也会失衡。

《炸裂志》并非只以狂想的方式把我们带入这一处于炸裂中的世界，相反，小说是在一个极为严谨和科学的结构框架中进行叙述。为每一部小说寻找独属的语言和结构，这是阎连科非常明确的野心。从《日光流年》的“索源体”、《坚硬如水》的“文革体”、《受活》的“絮语体”到《四书》的“四书体”，我们可以感受到阎连科小说结构的气力及与故事之间的契合性。读《炸裂志》，犹如承受一次高强度的炸裂，理性的外壳裂变出非理性的本质，也使得历史的真相无处逃遁。

如小说楔子所言，《炸裂志》是“应邀”而写的“地方志”。志，“识、记、记述、记载”，即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书籍文献。这是一种真实、客观的历史情势。但是，“炸裂”的共时性和不稳定性随时突破历史的框架，使得“志”的历时性和客观性变成一种反讽和共谋。《炸裂志》犹如一种仿真结构，以历史的真实形态作为戏拟的条件，又使戏拟对象与真实之间构成观照，两者的反差形成强烈的隐喻风格。小说从“舆地沿革”写起，一丝不苟地按照炸裂村的发展历史、政治、人物、风俗、大事记等“地方志”的基本元素安排情节， “志”越煞有介事地去包裹“炸裂”，“炸裂”愈显其脱缰的野性和虚幻本质。两者相互叙述和阐释，结构即意义，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团火球，以加速度走向最后的炸裂和毁灭。在岌岌可危中保持着基本形态。这既是小说的结构，总体氛围，也是当代精神的基本形象。

当发展、富强及个人的欲望以“炸裂”的逻辑出现，该是怎样一种社会景观和生命场景呢？每个人都处于癫狂当中，野心勃勃，坚硬非常，但又封闭孤独。

狂妄冷酷，有着缜密思维的村长孔明亮是故事的线索和主角，他一心一意塑造共和国的新神话，对于他来讲，一切阻碍炸裂村发展的都是可耻的和落后的，一切能够发展炸裂村的都是无上荣光的。为了炸裂村的发展，他可以赌上身体、爱情、尊严，当然，炸裂村村民比他赌得更彻底。他是新时代神话的缔造者，一个完善的超人（除他仍然戒不了的小偷习惯），具有全金属外壳，良心、情感、道德、秩序都被看做是心灵软弱、不能成大事的表现。小说里面的人物不同程度上都有癫狂的征象，孔东德、朱颖、孔明耀等，个个执着、顽固、专断，不疯魔不成狂，不狂不足以成大事。

一个必须探讨的问题是，“癫狂”从何而来？“炸裂”如何成为可能？它的理论依据和支撑是什么？正如阎连科所问，“我们是从哪条路上走来的？我们为何就成了今天这样子？”[NextPage]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反过来，所有确当代史也都是历史。其实，这样“改天换地”的炸裂勇气我们并不陌生，它也是中国现代转型的源起和基本动力。延安早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暴风骤雨》（周立波）中的土改场景模糊闪现着对“变天”的渴望和扩大的决心；1949年建国早期《红旗谱》、《红岩》、《山乡巨变》中，共和国的阳刚之气更是充斥天地，“改天换地”不只是口号和精神，而是为确立新中国合法性所必须的政治行动和牺牲精神，换句话说，如果不“改天换地”，其合法性就无法完成。

至此，中国现代性的寻求被专权所驱使，变为一场占据阵地的革命游戏，权力与暴力合谋为“改天换地”创造最基本的条件。阎连科敏锐发现了这一点：他2009年的作品《坚硬如水》中，“文革体”爱情形象地叙述了革命歌曲和毛泽东语录如何占领并控制人的心灵和精神，并以此改变社会的基本形态；2004年的作品《日光流年》又发现了当代早期种种“改天换地”的失败及所披伏的外衣，“深挖地”、“种油菜”、“引渠水”等等无一不虚妄而可笑，阳刚之气变异为戾气，勇气沦为虚空，用生命换来的“改天换地”流出的是肮脏腥臭的渠水，隐约让我们看到“现代性”源头的暧昧和意识形态费尽心机的遮蔽。

新作《炸裂志》中，当孔明亮在炸裂村掀起致富高潮，孔明耀在封闭的山间扩张自己的军队时，他们动力和逻辑是什么？毫无疑问，仍然是“改天换地”，它仍然是共和国发展的基本心理逻辑。“改革开放”只是其一个较为委宛的说法，它依靠的是强硬的权力意识和革命意识。“牺牲是必要的”（这话语耳熟能详，已是历史逻辑之一），并且，权力越集中，发展就越容易。因此，炸裂庄十字街口越来越多的坟只是“代价”的必然表现形态。从庄到镇、县、市，孔明亮牢牢掌握着权利，女性、老人、土地、情感都是可以交换的工具。其实，这无庸说是一种掠夺性的权利意识。个体的人被贬低、物化，成为交易的符码，为的是换取一个虚妄的“集体”梦想。孔明亮对权利的认知方式既来自于古老的中国文明内部的集体无意识，也来自于当代制度对他的建构，他每往前走一步，都有无数鲜花、掌声和鼓励，制度一步步鼓动他、包庇他和支持他，不管他背后如何洪水滔天。孔明亮只要心有所动，花草瞬间为之盛开或枯萎，楼房拔地而起，时空也为之改变。

如果说孔明亮以权利想象为依托，那末，孔明耀则以革命想象为基础，建立自己的庞大帝国。“革命”是共和国的阴魂，从来都没有消散。“西方”是他绝对的敌人，我们正是在这类“假想敌”意识中发展城市和GDP，在虚弱的、不自信的思维中建构一种斗争意识，并以扭曲的方式去夸张自己所匮乏的。

帝国建立后，炸裂村十字路口的几十座坟不足惜，因为它们换来了炸裂的“第一桶金”；那些出去挣钱的姑娘们换来的房子、金钱比甚么都重要，由于它们支撑了愈来愈辉煌的炸裂；那些老农民为失去的土地而哭哭啼啼，简直让孔明亮讨厌，他们太情感用事。为了人民，所以必须牺牲人民。人民似乎是主体，但却是无名的符号和可随便替代的物品。

“贫困”被绑架，被作为武器和借口，去索取一切。它被变为一种道德，理直气壮地回应全球的和来自自我内部的质疑。它不单是政府进行炸裂式发展的理由 “为了让人民摆脱贫穷，我们必须如此”；也是穷人在反对不公时的理由 “既然我一穷二白，我只有以牙还牙”。所谓“以牙还牙”，其实就是拼命致富，而身体是其唯一资本。“富强梦”被缩减为“富裕梦”，现代转型时期的诉求此时显示出其内部固有的缺陷，并隐约指向未来的坍塌。

而当所有的社会发展、人心都只围绕着金钱和虚妄的权利时，乡村社会、乡土文明所具有的平衡能力和有机结构也被破坏。它是社会的肿瘤，必须被清除，才能换得那个幻像社会。在这里，“乡村”及其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肌体已属于过去之物，在一个线性的历史结构上。并且，这一过去之物越顽固，清除的决心越大，历史结构就被抛弃的越多，未来就越崭新。因而，“城”，变为一个庞大无序的、无历史的、不断繁殖的结构怪物，它只根据 、非理性和专权，而没有一个完全的生命体所必须有的结构、规则、道德基础和伦理基础。就像书中的“炸裂市”，瞬间就变成死城，“一个都城繁华的尖锐也就从此变得迟钝萎糜了”。

孔明辉是《炸裂志》全书唯一温顺仁慈的人，但是，却也是最缺乏现实感的人。他努力在古旧的黄历书中寻找命运的隐喻，好像看到一种宿命的结局。但在愿望的烧灼之下，没有一个人听到那微弱的声音。“历史”注定被遗忘，关于它的暗喻，就像那残缺不全的黄历，本身就模糊不清、意义不明，无法带来启示。在炸裂的强力中，孔明辉及其所产生的感伤注定是要被抛弃的。

阎连科把自己的写作称之为“神实主义”，以区别现实主义的刻板要求，即之内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来达到真实的表达。他的《日光流年》、《受活》、《四书》等都可以看到作家对这一审美风格的摸索和不断建构。《炸裂志》在狂想与现实、荒诞与真实之间架构了一个结实的桥梁，它触摸到了那隐藏于缭乱生活背后的当代历史结构和逻辑，并且，给予一个形象而准确的表达。一个词语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昭示着历史的全部真相，过去和未来。它描写出处于上升状态的时代逻辑和内部的荒凉，“欲望”以炸裂的方式摧毁世间的信与爱、社会的规则与文明的限度，终究膨胀出一个畸形而又虚空的人间富地。

这一团火球还能走多远？最终的“炸裂”什么时候到来？天、地、人间将会是什么模样？孔明耀带领着他无坚不摧的部队弥散在中国大地内部，像阴影一样虎视眈眈地尾随着我们。它是一种随时出现的暴力和腐败因子，存在于我们自己的血液中，我们既对它心存恐惧，又暗暗臣服于它，希望以此能达到最不可告人的目的。或，我们就是那部队里的一分子。

（：李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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